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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3月29日10：00
  在辽宁省公安厅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工作后，我终于可以把高天押解回京了，省厅为了保证押解的安全，特地派了两名国保机动侦察队的干警和我一起赴京，李瑞正忙着对该敌对组织的后续侦察，所以不和我来北京了，只是在车站送我。为了保证在车站时的安全，沈阳市公安局甚至抽调来了武装的特警。在车站，我和公安厅的领导和侦察员们握手告别，李瑞紧紧地抱了我一下，说：“忙完了案子我就休假去北京玩，到时候你可别忘了好好招待我呀。”“好死（使）。”我回答说。李瑞哈哈大笑起来。
  在这之前，我也去了那所军校向部队的同志们告别，当我向李楠告别时，他冲我笑了笑，伸出了手，说：“今天七月我就毕业了，可能去总装下属的医院，不一定在哪儿，要是在北京的话就得请你多多关照了。”“哈哈，没问题。”她没再说什么，我们俩默默地对视了一会儿，然后一起轻轻地笑了起来，就这样告别了。
  火车缓缓地开动了，我看着这座我即将离开的城市，想起了李瑞对我说的话----------沈阳就是一座你从未来过的大森林，你现在就是一个猎人，要在这座大森林里找到你的猎物。现在我总算完成任务了。当火车一点点地驶离沈阳北站的时候，我特意再次向窗外望去，看见了翔云楼旁边的那座小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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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间谍不会死（一）
  
  2002年11月5日20：40——————-东京时间
  我不紧不慢地走到一家商店的橱窗前，装作是在看橱窗里陈列的商品，实际上是在借霓虹灯在玻璃窗上造成的反光观察着身后的情况。那位穿着蓝色茄克的年轻人果然也停在了对面的路边，向我这边观察——————————-看来是个新手。我已经对对方的情况进行了大致的估计，对方很可能是来自东京警视厅的——————-日本人在政治侦察方面与别的国家都不同。一般来讲，各国都是由国内特工机关负责反间谍工作，即对外国情报机关在本国境内的情报活动进行对抗，如美国的联邦调查局，英国的军情五处，法国的本土警戒局，德国的宪法保卫局，以色列的辛贝特，韩国的安全企划部等。而警察的政治侦察部门则是针对国内的敌对组织和人员的。而在日本则正相反，隶属于法务省的公安调查厅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特务机关，其前身为在侵华战争中为中国人民所痛恨的“特高课”。但它现在不是用来对付外国间谍的，其主要任务是对抗日本国内的敌对组织，如日本共产党，工会组织，“奥姆真理教”等邪教组织，以及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影响的日本赤军等恐怖组织及极端组织。它也有一部分反间谍业务，但只限于对驻日本的外国外交人员的监视。而实际上对外国外交人员的监视属于反间谍业务中难度较小的部分，比如你在跟踪他们时不用担心他们会永远消失掉——————就算丢了梢，他晚上一般还是要回使馆的，而且第二天你又会知道他从哪儿出发。而难度相对较大的针对外国秘密情报人员的侦察工作则是由警察部门在做，在东京主要负责反间谍工作的部门就是东京警视厅的外事课和特别调查课。这就是日本人的政治侦察工作的独特之处：特工机关负责对本国反对势力的侦察，而具对内性质的警察机关却负责对外国间谍的侦察工作，与国际上的惯例正相反。
  我这次虽然是以外交人员身份来日本的，但我估计公安调查厅对外交人员的监视应该是指对常驻日本的外国外交官的监视，对于以出差为名义来日的外交官的监视可能还是由警视厅负责。而且尽管公安调查厅负责这一业务，这并不代表它在这方面是垄断的，东京警视厅的反间谍工作是面面俱到的。不久前就有过一名驻日俄罗斯海军武官在一家饭馆与一名日本军方研究人员进行情报交易时被反间谍人员当场揭露的情况，对方就是来自东京警视厅特别调查课的。我目前这种情况还很有可能是两者合作进行监视。区分跟踪者来自哪个部门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但或许会有一些帮助，我在来日本前查阅一些相关资料时发现，两个部门之间是存在着很大的矛盾的，双方都很看不起对方，由于公安调查厅只有侦察权，没有行使拘捕等强制措施的权力，所以警视厅的人总把它视为一个不警不特的怪物，而公安调查厅的人却认为警视厅的人是仗着自己有些特权可以胡作非为才得以破案的。必要时可以利用这一矛盾。
  我在沈阳破了高天一案后不久就被T机关干部部门从负责反间谍工作的二局调到了负责对外情报工作的一局，成为其行动部的一名特工人员。一局有三个主要部门：情报部，情报分析部和行动部。情报部负责长期的人力和技术情报搜集工作，情报分析部负责对情报部搜集到的情报进行分析，形成的结果直接上报中央政治局，在T机关，国家安全部，总参谋部和外交部所上交的报告中，T机关的成果总是最受青睐的。行动部则是以秘密行动为主要业务的部门，其业务是指除情报搜集以外的一切秘密活动，包括临时性的调查与观察活动，秘密营救，暗杀，破坏，绑架，甚至可以在特殊情况下以较大的人力物力发动一次准军事性的攻击。实际上各国情报机关都有着这样一个部门，但其规模一般都不是很大，因为它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情报工作，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前苏联克格勃的V部门（贝利亚时代还有比其更恐怖的Smersh————-锄奸团）和中央情报局的SOG特别行动小组。英国的军情六处也有这样一个部门，并被伊恩?弗莱明在其小说《007》当中描写为“00组”，只有三名成员。事实上007就是一名典型的行动特工，不信你就看看他哪部电影里真正执行过搜集情报的任务？倒像是一名职业杀手。难怪在Die Another Day一开始朝鲜军人发现他的真实身份时说了一句：“His name is James Bond，a British assasin.(他的名字叫詹姆士?邦德，是名英国刺客。)” 不过小说原著里的007可与电影中的不同，的确很像一名真实生活中的特工，他居然会关心贝利亚死后谁会掌管克格勃，可见其写实性。
  我这次来日本的任务是营救一名被日本黑社会组织绑架的女孩，她的名字叫林新，父亲是我国某敏感部门的高层人士。她现在正在日本留学，但由于接触的人比较复杂，竟落入黑社会分子的圈套，对方现在勒索一大笔赎金。由于其父的特殊身份，此事可能影响到我国家安全，而且黑社会分子很可能使诈，所以来送赎金的人就选择了一名行动部的特工人员，除送来赎金外，还要应对黑社会分子可能使出的诡计，保证林新的安全。我在大学时的第二外语是日语，所以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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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过林新的照片，是一位漂亮的女孩，显然是受国外气氛的影响，一头长发全染成了金黄色。这次任务让我好像想起了某部电影里的情节。后来仔细一想，原来是成龙主演的《上海正午》——————成龙饰演的卫士也是到美国把一笔赎金送给绑架了清朝公主的绑匪的。不过我的敌人可比成龙对付的那一小撮绑匪强大得多了，因为他们就是日本势力最强大的黑社会组织（在日本一般被称为暴力团）——————-山口组的一个分支。山口组在历史上已经遭到日本警方无数次的打击，但似乎是越打越强，成为“扑不灭的火焰”。现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的黑道上称雄，同属老牌黑社会组织的稻川会都不可与之同日而语。其总部竟然就设在一个离警察局100米远的地方，门口还挂着一些牌子，声明严重反对各种不法活动，其成员受电影上的美国黑手党的形象影响，总是一身黑西装，实行企业化管理，并印制了自己的名片，上面名正言顺地写着自己的“公司”————山口组。日本警方似乎也奈何不了他们，因为警方早就被他们渗透了，警察有时也需要他们的帮助，如在对付工会组织的罢工等方面。所以一般只要山口组不闹大的乱子，警察从来不针对他们。我的任务的危险之处也就在于这一点，黑社会自有自己的一套行事准则，他们的游戏规则比警方的要危险多了。比方说，警方不会因为你杀了一名警察而杀光你全家的，但黑社会就不好说了。而且山口组在与警察进行的长期斗争中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情报系统，躲过山口组这样一个黑社会组织的搜捕似乎比躲过警察的搜捕还要难，因为他们的耳目众多，其成员多数处在社会底层，一些路边修鞋的人都可能是他们的情报员，你走在大街上肯定是躲不过他们的眼睛的。
  
  我继续利用玻璃窗上的反光观察着身后的情况，寻找着除那个蓝茄克以外的其他跟踪者。蓝茄克向右侧做了个手势，我发现了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回了一个手势后又转身做了一个手势，我在玻璃窗上看不见对方是谁，就转过身去，看见了一个年轻女子——————-那个方向上只有她一个人。
  现在离与山口组的绑匪们会面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得想办法甩掉跟踪者————-尽管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跟着未必是坏事，因为一旦情况失控，这些警方人员是不会坐视一名外国人在日本遭黑社会分子袭击而引起涉外案件的。但让他们跟着的话很可能会被山口组人员发现而误以为我带了警方的人来而对林新造成危险。
  我转身向前走去——————以前我总在国内跟踪人，现在该轮到我反跟踪了。我看到前面有一座大厦就径直走了进去，但在走到大厅的正中时就停下了，并转身向大门外望去，蓝茄克也停了下来，站在人行道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向周围望去。我一边假装向大门外看，一边留意着前方电梯的情况。当电梯在一楼停下，里面的人全部走出，外面的人马上要完全走入时，我快速地跑进电梯。在电梯关闭之前，我从即将合上的两边的电梯门中间看见了蓝茄克在向电梯冲来。
  我在三楼下了电梯，然后从楼梯步行到一层，在那里，我问了一位大厦的服务人员大厦是否有别的出口，他向左面指了一下，我就顺着那条路走出了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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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5日21：00——————-东京时间
  我准时到达了山口组指定的地点。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那里。我看见了两名穿黑衣的男子，其中一名坐在司机位置上，另一名在后排摆手让我过去——————他显然看见了我按事先约定提着的红色的带着ELLE标志的口袋，里面装着赎金。上车后，后排在的男子拿出一块黑布条蒙上了我的眼睛。然后我感觉到车开走了。我记得车头所指的方向，在开走时司机并没有转向，然后我开始在心里读秒————-因为反正我蒙着眼睛感觉很无聊，所以不妨数秒并根据车速计算路程，再记住车在多少秒的时候向哪边转了弯，很可能在将来有需要的时候找到这个他们不希望我找得到的地方。
  到了地方以后，我被领入了一座房子。在走了一条长长的走廊后，我被带进了一个房间。在屋里，我被解下了蒙在眼睛上的黑布条，屋里的灯光有点刺眼，但我看见了一位留着胡子扎着马尾辫子的男人在盯着我看。
  “钱带来了？”他问到。我指了一下红色口袋。他示意我把口袋递给他，我问他林新在哪里。他摆了摆手，带我来的两名男子进到里屋把林新带了上来。我看到林新时特意留意了一下她的脖子中间靠右的一侧，果然有我在照片上看到的黑斑。
  他在看了钱之后用验钞设备检查了一遍，然后对林新说：“你可以走了。”却又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得留下。”“留下？为什么？”我问到。马尾辫没说话，而是示意那两名打手抓住我的胳膊，然后他把林新领出了门外，并在出门前回头对我说：“林小姐会安全回家的，你先老老实实地呆在这里。”然后就抓着林新的一只胳膊出了门。
  我意识到情况不妙，无论林新现在是否安全，我都绝不能让山口组的人扣留，肯定没好事。于是我当机立断，决定马上采取行动。我趁抓住我右胳膊的男子不备，用右脚跟猛踩他的左脚脚尖，他“啊”地叫了一声，我趁机将右手挣脱出来，并用右平勾拳猛击抓住我左臂的男子的左太阳穴，打中目标后我马上又反手一击，将右臂向回一摆，拳背打在了右边的那位的鼻子上。这时我的左手也从左边那位手中挣脱了，我向右继续上步，将右上勾拳准确地击中了他的下巴————-要用拳把人打死，太阳穴是最好的打击目标，要想把人打晕，下巴是最好的目标。那位果然倒下不动了。而击中太阳穴的那位虽然受了重创，但并没有完全推动战斗力，在背后向我冲来，我刚一侧身他已经冲了上来，我顺势来了一记后顶肘，顶在了他的身上，我一转身，右臂搂住他的脖子来了个夹颈摔，重重地把他摔在地上。他这下不动了。
  我赶紧冲出门去，面前是一条很长的走廊，马尾辫正抓着林新的胳膊向外走。我快速向他们跑去。马尾辫听见了声音，转过身来，见我马上就要冲到他面前时就立即放开了林新，挥手向我打来，在他抬手的时候，我认出了那是空手道里的“鹤凿”————-即将五指并在一起，使手形成仙鹤头的形状，用来打击对手的太阳穴，眼睛和人中等要害目标，这一招就和双节棍一样，不会使的人玩不好，会使的人一下子会让你毙命。在他的鹤凿打来时，我并没有躲避或格挡，而是一记前手直拳打了过去——————-这在中国武术中叫做“同动近取”，即你打我，我也打你，你用手来打我的要害部位，我用手来打你用来你进攻我的要害部位的手臂，这既符合格斗中“就近”的原则，也符合“避实击虚”的道理，因为他的手虽然是力量之所在，他的胳膊却不是，手是实的，胳膊是虚的。这是一种以攻为守，后发制人的方法。我的拳头正打在他的右手前臂上，疼得他一下子收回了手。我趁机让林新赶快跑。但就在我分神的一刻，马尾辫左手一记五指贯手向我眼睛插来，我赶紧用右臂去截击，但却正中了他的圈套——————他的右手马上伸过来抓住了我的右手，随即用右外挂膝向外一挑，顶到了我的裆部。疼痛使我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马尾辫趁机用一个利索的合气道动作“单手取四方摔”将我摔倒在地，随后向下一拳打在了我的脖子下面————-这家伙肯定是黑带，向下的一拳在空手道里叫做“栽拳”，很多人都是这样在被人摔倒后补上对要害的一拳而打死的，他这一拳偏了点，打在了我的锁骨上，但似乎更疼了。然后他用双手狠掐住了我的脖子————-这时我才意识到这家伙练的不仅是空手道和合气道，还练过日本最凶残的武术————-柔术。柔术和柔道不同，柔道来源于柔术，但是在去掉了柔术中最残忍的技术后形成的。八十年代在中国热播的日本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表现的就是柔术和柔道刚分家时各门派之间的争斗。柔术以前主要由古代日本的间谍人员————忍者们使用。现在这个小日本对我使的正是柔术中的致命技术，即对咽喉的擒锁。柔术中有许多技术是很具杀伤力的，正因为如此，练习日本柔术的一个洐生物————格雷西柔术的选手多次在世界级的终极搏击赛中获得冠军，连名声在外的泰拳选手都在其高超的地面擒锁技术面前输得一败凃地，从而使格雷西柔术开始风靡世界，甚至有人称其为全世界最厉害的格斗术。
  马尾辫的确是个行家，因为他掐我的脖子时并不像普通人那样两手差不多掐住对方的整个脖子，而是只是掐住喉结周围的部分————-这才是正确的位置，特别是紧挨着喉结下方的部分。而且他在掐的同时还身体前倾，把自己的身体的重力也压在了双手上。很快我就开始呼吸困难了，我想重击他的裆部，但他很在行，将自己的裆部紧紧地贴在我的腹部，使我根本没法打到那里。我再想向上用标指攻击他的眼睛，但我现在已经有点被掐得没力气了，本来躺在下面向上攻击就没有力量，再加上我现在已经失去了不少体力，估计就算手插了上去也不会有什么作用了。我这时已经开始感觉到喉头有什么咸的东西，天呀，情况危急，拼了。我把左手奋力向上一伸，将食指和中指插入了日本人的两个鼻孔，并使劲向里伸去。日本人显然也感到了呼吸困难，而且比我的困难更直接。他把头上抬，想使我的手指够不着他向上去的鼻孔而脱离该区域，但我料到了他的这一手，将手指弯曲，抠住了他的鼻孔内侧，他的鼻粘膜一定破了，因为我看见血流了出来。在他向上抬头的同时，我感觉到自己的喉部的压力小了一些，因为他一向上抬头双手自然就要松一些了。他突然松开了掐着我的脖子的右手，向上去抓我插入他的鼻孔的左手。我见时机到了，就果断地放开他的鼻孔，同时右手照着他仍掐着我的脖子的左臂肘关节外侧狠狠一击——————这正是我一直等待的时机，你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当你用手击打自己另一只胳膊的肘关节时，如果胳膊是弯着的，打上去似乎不是很疼。但当你把另一只胳膊完全伸直后再打，则很有可能那只胳膊会被打断。一般来讲，要把人的胳膊打断有两种方法，都是根据弄断木棍的道理而来的。弄断木棍的一个方法是双手各握住一根木棍的两端，然后用膝盖向上面木棍的中间部分狠狠撞去，木棍很容易就会被折断。另一种方法是将木棍放在地上，一只脚踩住木棍的一端，同时一手或两手抓住木棍的另一端向上用力一抬，则木棍必断无疑。第一种方法应用在人的身上就是一手控制对手的肩部，另一手控制其手部，然后用膝盖大致朝着肘关节的位置狠狠一顶，则胳膊很可能会断。第二种方法的应用是将对手击倒后，一脚踩住对手的肩部，一手或两手将对方的胳膊伸直后按反肘关节的方向向上使劲一抬，则对方的手臂肯定也废了。我现在和小日本的情况正等同于第一种情况，他自己的肩部将自己的胳膊的一端固定住，掐住我的脖子的手固定了另一端，实际上也可以说我的脖子固定了他的胳膊的另一端，这时我再朝着他的肘关节外侧向内狠狠一击——————————-你可以试着用自已的手心顶住桌面，然后将胳膊完全伸直，肩部向下用力压，这时再用另一只手向关节活动的相反方向狠砸支撑臂的肘关节。小日本刚才是两只手掐着我的脖子，所以没法伸直，即使我的手打在他的肘关节上也不会有什么作用，没准手反而会被坚硬的肘关节弄疼。现在他的右手上去解围，左手独立承担他自己身体向前压的力就自然而然地完全伸直了————————我这一击之后，他疼得“啊”地大叫了一声，但显然他的胳膊并没有断，因为我没有听见声音，但他的左臂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我趁着他用右臂抱住左臂而露出了左肋的时候，用右平勾拳重击他的左肋，当我的拳头落在目标上时，我的感觉好像是将斧头劈在木头上一样————————他很幸运我打的是他的左肋，如果是右肋的话他就危险了，因为人的肋骨的最下面一根，即“游离肋”，是最脆弱的，很容易被打成骨折。但骨折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右侧游离肋的里面就是人的肝脏，一旦右侧游离肋骨折，断骨很有可能刺入肝脏，那样的话，就算马上送到医院抢救都可能救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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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拳把小日本基本上从我身上打了下去，我乘胜追击，向其面部猛起一记高腿————-高腿在实战格斗中不宜常使用，因为它动作预兆太大，易暴露，空当太多，而且容易使人失去平衡，如果对方擅长接腿摔的话就更危险了。但现在日本人的肋部刚刚被击，双臂都护在了中盘，其上盘防守空虚，是用高腿攻击的绝好机会。这一记高腿果然将他踢倒在地，我接上去也给了他一记“栽拳”，不过我没往他的脖子上打，而是打在了他的腹部的太阳神经丛，一下子就把他打昏了。
  我大口地吸了几口气后迅速地向门外跑去，喊着林新的名字，但却有人从身后拍我的肩，我一下子向前蹿了一大步，并马上转身防卫。但我看到的却是林新，手里拿着一块石头，她说她刚找了块石头要回来帮我。我赶紧一把抓住她向前方跑去，因为这时我听到了房子里有人在说话。果然，我们没跑多远，后面就来了一帮人————-看来楼里并不止那三个人，而且这次都拿了家伙，还有狼狗的叫声。
  这个地方比较偏僻，附近有不少树林，我拉着林新跑进了一片树林，后面的山口组歹徒追了上来。这么跑下去是肯定要被抓住的，因为狼狗的鼻子灵着呢，得想个办法让狼狗找不到我们。我在特种部队训练时曾专门练习过偷越边境，研究过对付狼狗追踪的办法。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使用白芨粉。我这次来日本前在自己口袋里的一只钢笔的后部空间里藏了一小袋白芨粉，以防在因无法合法离开日本而穿过其封锁线从海路偷渡回国时使用。本来是打算用来对付日本自卫队的军犬的，现在竟用在了黑社会分子的狼狗上。我们在树林里跑了一段后，我拿出白芨粉，在地上横向画了长长的一道————-白芨粉虽然不多，但却是大剂量合成的的，足够把狼狗弄迷糊了。
  我和林新又跑了一段后，她说自己实在跑不动了，我就把她扶到了一个小坡后面，我找了一根比较粗的长树枝，将它弄断，并尽量使断开的一端比较锋利，只能用这种落后的武器了，在这种情况下总比徒手对敌强的多。林新把头压在我的身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我用左手抚摸她的头发安慰她，并让她千万不要发出太大的声音。
  这时我已经听到了山口组人员的说话声，林欣的脸色也好一些了，我扶着她轻声地向前走去————————看来狼狗果然失效了，要不早就冲过来了。
  2002年11月5日22：30——————-东京时间
  我和林新站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对面。我们在逃离那片树林后遇到一些人，知道了这里是东京的郊区，他们指给了我们一条路，那里可以打到出租车，但我们没有往那边走，山口组的人一定会去那里断路的。在往前又走了一段后（我们特意选择先走有树林掩护的地方以避开山口组的耳目），我们在前面的一条公路拦下了一辆运木材的卡车，一直把我们拉回了东京市区。我在市区用公用电话给使馆打了电话————我知道这个电话一定会被公安调查厅监听到，但现在根本顾不了这么多了，而且这次的事和他们也没什么重大利害冲突。接电话的是在使馆办公室值班的小刘，我的XX学院的校友，我刚下飞机时就是他开着使馆的车去接的我。他听说情况后立即找到了刘公使（注：公使为使馆的二把手，主管日常工作）。刘公使在听到我的消息后估计是把研究室的老佟叫到了电话边————-老佟是T机关驻日本情报站站长，公开身份是使馆研究室副主任。我看见使馆门口有不少人，现在这么晚了似乎不太正常，可能有山口组歹徒混在其中伺机下手，因为一般中国公民遇到危险总是要躲到使馆里面的，那里绝对安全。尽管山口组可能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但封锁进使馆的路应该是起码的措施。山口组的人可不像香港电影里的那帮古惑仔那样只会玩砍刀，他们可有不少玩枪的行家。
  我把情况对电话的另一头说了后，我隐隐约约听见里刘公使在低声对别人说着什么，然后就听到他让我先找个较隐蔽的位置，马上会有人开着使馆的防弹车出大门来接我们，到时会有人武装掩护我们上车。然后通话就结束了。
  我和林新事先已经做过了一点化装，我们买了一条围巾，我让她包在头上。我也换了一件黑风衣。我们在使馆大门对面45度角处装作情侣搂在一起，林新面对着我，背对着使馆，我则从她的肩上观察着使馆的方向。她的金色长发包在了围巾里，不用担心太显眼。我顺便观察了周围的情况，注意到了一个穿着米色风衣，留着寸头的人，他长相凶悍，看样子可能服过兵役，是周围的人里最像杀手的。
  正在这时，使馆的大门开了，但是没有车出来，而是出现了四个身影，随着他们走出大门，我看清了他们身上的军装——————他们是武官处的同志，接着后面又出现了一个人影，我看出了那是公安部驻日本警务联络官——————-使馆派这些人出来是考虑得很周到的，因为这些人都是公开身份的强力部门人员，避免了因为这件事而暴露使馆内T机关和国家安全部人员的身份。
  这时，使馆的防弹奔驰车出现了，我看出开车的人也穿着军装。同时，武官们都拿出了手枪————-武官兼管使馆的保卫工作，所以都有枪。使馆门外的日方武装警卫只是看了看，没有上前干预。我这时也似乎明白了使馆外面的人不仅可能有山口组的人，还可能有公安调查厅和警视厅的人，本来反间谍部门对使馆的监视就是常务性的，监听了刚才的电话后，其值班人员更会提高警惕了，但一般来讲，如果他们真的发现山口组人员准备暗杀或劫持的话，他们的正常反应应该是去阻止，以防引起严重外交事件。所以形势并非原来想像的那么糟。汽车正在缓缓地开出，但武官们显然没有发现我，因为我们现在有了伪装。于是我搂着林新慢慢地向汽车走去，并低声告诉她在我喊杨武官时和我一起快步跑向奔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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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官们这时开始注意我们了，我大喊一声：“杨武官。”然后和林新快步跑向奔驰车。同时武官们的枪都端了起来，警惕地扫视着四周，如果有杀手拔出枪来的话，那就和我们的解放军较量较量吧。
  开车的武官麻利地将车头一挑，再把车一横，把我和林新挡在了靠使馆大门的这一面，在我们与街上和街对面的人之间形成了一道钢铁防线。随后他喊我们上车，我们快速地钻进了防弹车，车一调头，直接开进了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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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6日18：30——————-东京时间
  我在老佟的房间内和他聊天，老佟是T机关驻日本情报站站长，我在日本期间的行动由他直接指挥。林新昨晚进了使馆后就休息了，今天上午由公安部警务联络官向她问询了绑架的有关情况，并准备向日本警方交涉，促其缉拿绑匪。我则一直同T机关驻使馆内的人员在使馆最保密的屏蔽室内汇报情况。我和老佟他们一直搞不太清楚为什么山口组的人收到了赎金后还要我留下，也许是他们怕我身上有追踪器之类的东西把警察引来而留作人质，但同时不耽误收钱放人的承诺吧。
  老佟今年四十多岁，早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现在在他的房间里，我们不再谈论公事，而是谈论起了生活上的问题。他很关心国内的情况。他这次是只身来日本赴任的，因为女儿正在准备高考，爱人在一家国有企业上班，如果来随任则可能在国企改组中失去工作，所以母女二人留在国内，还要照顾双方的老人，这样一分就是四年，中间只有一次探亲的机会。其实我早在XX部实习时就知道驻外人员的家庭一般都有些问题，其实就算夫妻二人都是驻外人员，他们都很少把孩子带出国外，而是由自己的父母代管。因为国外的教育和国内是很不一样的，出来受教育的话，一是他们的工资根本负担不起（一般在发达国家也就是每月六七百美金）。二是教育内容不同，不利于孩子的发展，用驻外人员的话讲，叫“吃夹生饭”，学个三四年再回国学，两面都学不好，高考就彻底耽误了。如果要是在落后国家的话，则根本不用为这个问题犯愁了，因为非洲那样的地方的教育可想而知，且外部环境恶劣，家长是不会把孩子带到那里的。
  老佟有些谢顶了，他身体不太好。而在国外，医疗则是另一个困扰驻外人员的大问题，像在日本，我们的驻外人员根本负担不起昂贵的医药费，使馆内部又没有诊所，所以许多人都是在出国前从国内准备大量的药品，赴任时一起带过来。要是在落后国家则更麻烦，像在一些有传染病的地区，有了病也不敢去当地医院呀。
  老佟这样的级别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超过八百美金，在发达国家这实在是一笔小收入，但在落后地区也未必就够花，在一些艰苦地区，当地根本就没有青菜，全靠从国外进口，然后富人花钱去买，穷人则一年到头吃不着菜。一斤土豆卖上几个美元实在不算贵。
  驻外时要和家人长期分离，这也造成了不少婚变，这其中的痛苦与无奈，恐怕只有一向被外人认为是风风光光的驻外人员们自己才能深刻体会到的。大家都以为做驻外人员是多么多么的光荣，他们生活上的艰辛和为国家所做出的牺牲与奉献又有几个人真正知道呢？
  老佟心情不是很好，他说这与使馆的气氛有关系。因为馆员们都是长期远离祖国，远离亲人，所以心理上压力很大，加上整天办公和居住都是在使馆的小院子里，整天上班下班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难免要有些磨擦和矛盾。特别是这个馆，许多人都是在北京XXX大学日语专业时就互相认识了，到了相关的部委工作后，由于同学日语又都被分配至同一个对日本工作的处室，驻外时由于学日语的人只能派驻日本，结果又在一起，回国后还是这帮人，时间长了难免会出问题——————-人其实就是这样的。加上有的人对别人早在学校时就知根知底，要是闹起矛盾来恐怕还真就不是小事，所以使馆内的气氛很差————我也发现每天晚上使馆内特静，大家各干各的，互相不来往，气氛是有些不太轻松。使馆内业余文化生活比较单调枯燥，晚上一般又不让出去，所以我也有点呆烦了，不过我已经完成了任务，就等着使馆与日本警方的交涉结束后就护送林新先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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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7日14：10——————-东京时间
  中午吃完饭后，我实在是憋得难受，就向老佟请假要在使馆周围转一转。老佟本来觉得我刚刚与山口组较量了一次，现在出门不太安全，但考虑到现在是大白天，而且我只是在警戒森严的使馆区内散步，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他在准假后仍告诫我要尽量选择有日方武装警卫的地方转一转。
  我出了使馆的大门后走了不到三分钟就有一名日本妇女凑了上来，我以为是来兜售的小贩就没理她，没想到她却一把抓住了我，指着我问我为什么非礼她。同时我看见几个穿着日本警服的人冲了上来，他们抓住了我，我告诉他们那女人是无中生有，并出示了我的外交证件，声称我有外交豁免权，但一名警察却一把撕毁了证件，扔进了路边的下水道，然后他们开始向一辆汽车里拖我。一名日本警卫跑了过来，警察出示了证件，说是在执行公务。警卫走开了。我准备进行反抗，但他们人太多，而且一个人已经拿出了警棍，我想起了三十年代时曾有一名优秀的苏联克格勃特工由于在波兰成功地进行情报活动而被波兰当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于是一天在他与波兰人接头时就有几名波兰警察来抓他，这名特工实际上已经销毁了证据，并出示了外交证件，但仍被波兰人痛殴，用重拳打击他的头部，结果造成他脑部严重受伤，回国后成了废人。而波兰政府在苏联使馆的严惩抗议下只是处罚了那几名警察，相比之下，克格勃的损失太大了。
  现在我可能就面临着这样的情况，既然外交证件都敢销毁，证明他们是真的想破坏游戏规则了，那样的话对一名中国情报人员下毒手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绝对不能吃眼前亏，我用汉语放声高喊，想让使馆的人听见，或者至少要让目击者知道我是中国人，但是他们已经将我塞进了汽车。在车里我被带上了手铐，头上被套上了一个牛皮纸袋。然后车就开走了，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糟了，落入敌手了。（未完待续）

如果·爱

第八部分 间谍不会死（二）
  
  2002年11月7日14：27-------东京时间
  我坐在一间审讯室里，对面站着两个人------我估计他们是东京警视厅外事课人员，因为公安调查厅是没有拘捕权的。尽管实际上他们把我带到这里来的手段是绑架，但如果真的由此引发外交争端的话，日本方面恐怕还是得首先保证“拘捕”我的机关是有合法的拘捕权的，否则自己就先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不利的位置上。但即便如此，外交官也是不受驻在国警察的拘捕的，这首先就会使日本政府很被动。
  其中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用流利的汉语问我：“你为中国的国家安全部工作？”我回答说：“你们非法拘捕中国外交人员的行为是违反维也纳外交公约的。”对方又问：“你是为解放军参谋本部工作的？”我又说：“外交官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受国际法的保护，你们绑架我将会给贵国政府带来麻烦。”对方摇了摇头：“你不是外交官，你是间谍。”我说：“有什么证据？”对方又说：“我们知道你为国家安全部工作。”----------他没说对，看来他们还不知道T机关的存在，所以就算现在他把一把日本军刀顶在我的肚子上我也不会告诉他们我是为T机关工作的。
  “就算我是为国家安全部工作的，你们日本警方也不会仅仅因为一个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而拘捕他吧，请问有什么东西可以表明我在日本从事了针对日本政府的间谍活动了么？”
  审问者对他的同伙用日语说了一句：“看来他是国家安全部系统的，可以把他送走了，先给他打一针。”
  打一针？我首先想到的是他们是要给我注射可以使我说出真话的药剂，但不知道把我送走是送到哪里。他出去一会儿之后，进来了一个女人，手里拿着一个注射器。我的手脚都被上了铐，根本没法躲避。只能眼看着药剂进入我的身体-------现在这个时代里，像《红岩》里的江姐那种在敌人酷刑面前威武不屈的精神已经不起作用了，敌人根本用不着拷打你，只要给你打上一针你就会什么都说出来了。所以许多国家的特工人员都在牙齿里藏上毒药，但我可没有那东西，因为本来我就是来对付黑社会的，没打算对日本政府采取任何行动，但没想到现在竟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一定要尽力克制自己，和这该死的药剂好好斗一斗。
  但奇怪的是，我的反应只是越来越困，困得受不了，眼睛也睁不开了，我感觉到浑身发冷，想尽力把眼睛睁开却怎么也睁不开，很快，我感到眼前一片漆黑，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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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间谍不会死（二）
  
  2002年11月7日14：27-------东京时间
  我坐在一间审讯室里，对面站着两个人------我估计他们是东京警视厅外事课人员，因为公安调查厅是没有拘捕权的。尽管实际上他们把我带到这里来的手段是绑架，但如果真的由此引发外交争端的话，日本方面恐怕还是得首先保证“拘捕”我的机关是有合法的拘捕权的，否则自己就先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不利的位置上。但即便如此，外交官也是不受驻在国警察的拘捕的，这首先就会使日本政府很被动。
  其中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用流利的汉语问我：“你为中国的国家安全部工作？”我回答说：“你们非法拘捕中国外交人员的行为是违反维也纳外交公约的。”对方又问：“你是为解放军参谋本部工作的？”我又说：“外交官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受国际法的保护，你们绑架我将会给贵国政府带来麻烦。”对方摇了摇头：“你不是外交官，你是间谍。”我说：“有什么证据？”对方又说：“我们知道你为国家安全部工作。”----------他没说对，看来他们还不知道T机关的存在，所以就算现在他把一把日本军刀顶在我的肚子上我也不会告诉他们我是为T机关工作的。
  “就算我是为国家安全部工作的，你们日本警方也不会仅仅因为一个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而拘捕他吧，请问有什么东西可以表明我在日本从事了针对日本政府的间谍活动了么？”
  审问者对他的同伙用日语说了一句：“看来他是国家安全部系统的，可以把他送走了，先给他打一针。”
  打一针？我首先想到的是他们是要给我注射可以使我说出真话的药剂，但不知道把我送走是送到哪里。他出去一会儿之后，进来了一个女人，手里拿着一个注射器。我的手脚都被上了铐，根本没法躲避。只能眼看着药剂进入我的身体-------现在这个时代里，像《红岩》里的江姐那种在敌人酷刑面前威武不屈的精神已经不起作用了，敌人根本用不着拷打你，只要给你打上一针你就会什么都说出来了。所以许多国家的特工人员都在牙齿里藏上毒药，但我可没有那东西，因为本来我就是来对付黑社会的，没打算对日本政府采取任何行动，但没想到现在竟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一定要尽力克制自己，和这该死的药剂好好斗一斗。
  但奇怪的是，我的反应只是越来越困，困得受不了，眼睛也睁不开了，我感觉到浑身发冷，想尽力把眼睛睁开却怎么也睁不开，很快，我感到眼前一片漆黑，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