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一个中国神秘特工的传奇(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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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二局A

  2000年,一转眼上大四了,我开始提前为自己将来的工作做些调研.我的学校----外交学院,是国家外交部直属的一所重点高校.其实当年高考时,我本来最想去的学校是北京大学.但在那张写满招生高校和专业的报纸上,我看到了外交学院的名字.当时,据老师说,这所学校并不是每年都在我省招生的,而是几年才招一回,每次也从不超过2个名额.上一次在我省招生时,只招了一个人.可怕的是,那个人是全省文科状元.我顿时对这所神秘的学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由于该学校是在提前录取批次的,所以和报北大并不冲突.一般来讲,提前录取批次的高校多以军事,公安院校为主,但由于外交学院直属于政府的外交部,所以也作为特殊院校而一直被列入提前录取一批中.于是,在填高考的志愿时,我在提前录取那一栏里的第一志愿填的是外交学院英语专业.在第一批重点本科院校一栏的第一志愿中,我填的是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剩下的各志愿里我也基本上都填的是英语专业.
　　
　　高考成绩出来后,我的分数超过了北大的分数线不少,估计去英语专业是不成问题的.但令我惊讶的是,我竟然是全班同学中,甚至是全校同学中第一个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作为提前录取院校的外交学院早早就把录取通知书邮给了我.录取通知书是一张红色的酷似请柬的折叠硬纸卡片,封面上印着金黄色的外交学院四个大字,里面除了通知我于1996年9月1日去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24号的外交学院报到外,封一的那一面上还有原国家外交部部长,现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同志的题词:为社会主义祖国培养合格的外交干部.尽管和北大擦肩而过,我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后悔的,就冲外交学院的名字里外交那两个字就够"光宗耀祖"的了.父母也很高兴,觉得儿子这下子可一步登天了,国家外交部直属的学校,那将来可就是外交官了呀.亲戚朋友们中有的人以前从来就没听过这所学校,但现在一听到这么响亮的名字,也都觉得比上北大还要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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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眼近四年过去了.我现在早已没了刚踏入外交学院校门时的那种激情了.它可以说是一所迷你学校,全校学生和教职员工加在一起不超过两千人.校园也非常小,而且它似乎很少像一般的大学一样有什么文艺和体育活动,除了每年迎新生的晚会外,几乎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娱乐活动了.不过学校的学风很好,学生们学习都很刻苦.在这种氛围下,我四年来也是一直刻苦学习,几乎没怎么玩过.不过也的确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英语专业八级考试我考了九十分,在全国也排上了名次.而且还被推荐参加了外交学院的同声传译培训班,这是专门为外交部翻译部门输送人才而办的系统内高级翻译培训班.但我当时的想法已经和刚来到外交学院时及在校的前两年中的想法不同了,已经对将来到外交部工作失去了兴趣.因为在学校的几年里,我有机会接触了许多师哥师姐,其中有些人去了外交部工作.但他们似乎干得都不太愉快.一问他们,他们就是一通怨言:工资奇低,不给房子,在国外工作时很艰苦,年轻人基本上都被派到亚非拉等生活水平低于国内的地区,而且在国外工作还会给自己的家庭带来很多麻烦.特别是自己要是没有背景的话,一辈子只能是个唯唯诺诺的小公务员.所以自九十年代起,外交学院的学生中想去部里工作的人就很少了.他们说的这些我其实都不太在乎,正所谓"少年壮志不言愁"嘛.
　　
　　
　　但让我真正对到外交部工作失去兴趣的却是在外交部实习期间.尽管是部属院校,也并不是每个学生都有到部里实习的机会的.由于我平时表现一向很好,是学生会干部,又是班级学习委员,所以被推荐到部里一个重要部门实习.但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发现外交部令我非常失望,倒不是待遇问题,而是我不喜欢这种工作.想像中的那种高贵辉煌的外交工作好像一下子就变成现实中这样枯燥乏味.因为在外人眼中非常神秘的外交工作实际上就是一种咬文嚼字的文字工作,而且机关作风很浓,签字画圈,改标点符号.领导和下属都是整天闷在办公室里写稿子,改稿子.我当时甚至和别人开玩笑说,外交部实际上就是编辑部.也就是那时,我开始觉得,以我的个性,在这样的氛围里干一辈子肯定会觉得很不舒服.所以自实习以后,外交部就从我的就业计划中永远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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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之后,虽然离找工作的时间还早,但既然我已经不打算去外交部工作了,就应该尽早为自己找到一个大方向.其实我最喜欢从事的工作是自由职业者式的同声传译员,很自由,没人管,而且收入奇高.在北京的一个资深的同声传译员每年拿个几百万似乎不成问题.但在外面做过几回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北京的同传的圈子很小,新面孔的年轻人要想打进去非常难.客户一般都会选择有名望的老翻译们.而我当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把我带进圈子,所以暂时放弃了在这方面的寻找.
　　
　　
　　那就再试试公司吧.说实话,我本来就对经济不感兴趣,在学校时的选修课上,能不选经济类的我就不选.但我还是跑了很多家公司,反倒发有现我比我自己想像中还不喜欢公司文化.每次面试或复试时,人力资源经理和总裁总是各公司的通用口径----我公司将提供一份有挑战性的工作,为人才提供实现自我的平台,我们将用竞争力的薪资,吸引有团队精神的人才.....每个公司都是那一套话,听得太多了我后来都觉得有点腻了.我在课余时间到过一家公司实习,这是一家私营企业,我的职位是总裁的英文助理.工资给得很高,正式录用后可达八千元.但我没干多久就走人了,那个老板纯粹是一流氓,不干什么正事,在他身边准学不出好来,而且整天唧唧歪歪的,就算一个月一万八我也不伺候他呀.
　　
　　
　　尽管后来又有一些高薪的公司有意让我加盟,我最后还是都放弃了.因为我发现我对公司事务的确是一点热情也没有,这样的话将来我怎么可能把自己投入到工作中去呢?
　　
　　
　　转眼到了大家都开始正式找工作的时期了.首先来学校做宣传的是中央的各大部委.隔几天就来一个,在学校会议厅开个报告会,请在自己部门工作的往届毕业生谈体会,但学校里真正优秀的学生好像都对这些部门没什么想法,因为中央部委的公务员待遇普遍偏低,所以有一部分人对它们根本不感兴趣.我也看了公务员的考录计划,但觉得这些部委要英语专业的职位好像以资料翻译居多,而且我一听某些部门的名字就兴趣全无了.
　　
　　
　　一天,在北京某高校举行的应届毕业生招聘会上,我意外地发现了国家安全部在那里招聘.安全部的业务一向是我的兴趣所在.不瞒你说,在学校期间,我读了大量的英文小说,其中百分之九十是间谍小说,另外百分之十基本上是侦探小说.我毫不犹豫地走到了安全部的招聘桌前,递上了自己的一位简历.
　　
　　
　　坐在桌前的是一位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厚茄克,在他身后的上方,贴着国家安全部所需的专业:前面的十几个专业基本上都是语言类的,除了英语外,剩下的是法语,阿拉伯语,日语等各语种,世界各大洲的基本上都涵盖了,非语言类的有法律,计算机和金融等.那人看了我的简历后,表现出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可能一方面是因为我的成绩很好,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交学院的主管机关外交部也是从事对外政治工作的,两种工作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联系,比起其他学校的学生似乎占了点天然的优势.
　　
　　
　　他问我是否了解安全部,我说很了解,因为我对这方面很感兴趣,连我的国际关系课的论文题目都是<论克格勃在冷战中的作用>.他一听,眼睛一亮,马上问我写了些什么内容.我把大致框架告诉了他.他这时也看出我的确很在行,至少在常识方面是这样.我接着问他,这次招的是对外情报人员还是反间谍人员.他没有回答,却对我说:"我们俩之间的谈话是我今天来这里后程度最深的一次,其他不少学生甚至连我们这个机关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然后又接着回答我的问题:"学语言的学生一般都搞去情报的."我一听,心里一热:对外情报,中国的CIA呀.我又问他,学外语的会不会去搞监听之类的东西.而他此时已经似乎很喜欢我了,直接说:"我们从来都是量才而用,你来了我绝对不会让你搞内勤."我又问,"考过公务员后还要不要通过特殊的考试呢?""你放心,我考的都是些常识性的东西,对你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真的打算来么?""当然.""那好"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只笔,接着问我,"你对我们这个领域内哪个具体方面感兴趣?"我说,我学外语的,当然是对能常出国的那种情报工作感兴趣了."他微微一笑,用笔在我的简历上写上了"二局A",然后让我回去等他们的电话.(现在我知道二局就是我刚去时被分到的那个局,A则是把应征者分成ABC等几类).我转身离开时,发现我后面已经排了不少手拿简历的学生了,我在从拥挤的人群中艰难地向外挤时,听见了那位特工招募者对马上递上简历的那个男生说:"你是吉林大学的学生?""是的,我特地来北京找工作"."对不起,我们这个点只面向在京高校的学生."
　只面向在京高校的学生？我了解教育部的政策，就算是在京高校的学生都不是人人都有毕业留京工作的指标，外地院校的学生就更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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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所学校的大门口我与一起来的同班同学们会合了。他们也都向安全部投了简历。其中包括和我同寑室的小林和小丁。小林在向那位特工招募者递简历时，对方问他是否知道安全部是干什么的。小林说：和美国的CIA差不多吧。对方显得很高兴，说：看来你们外交学院的学生在这方面的意识都很强。还收下了他的简历。（其实小林自己都承认，他对安全部的了解也就是仅仅知道它和CIA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我给安全部人员留下的印象帮的忙）小丁就更有意思了，他在递简历时，那位特工招募者见他的脸上有一道细长的刀疤（小时候玩刀时自己不注意划的），就问他：“你脸上有刀疤，这可不行 ，属于明显特征。你还不认识人家呢，人家先认识你了。”小丁一向头脑灵活，鬼点子多，马上回答：“我当初在考外交学院时，人家也说脸上不能有明显特征，但我还是来了呀。”（晕，他这叫什么逻辑？）对方见他反应很快，就也照收了他的简历。其他的那些同学也都投了简历，对方也问了些简单的问题，不知道他们的回答是否让对主满意，但外交学院的学生的简历安全部好像全收了，不像某些学校的学生，一上去就被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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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培训（一）
过了大约一周，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主自称是安全部的干部考录人员，想约我当天来一次面试。我开始以为我将是和其他人一起去安全部面试，没想到对方却却告诉我，他们现在就在学校附近，想现在就约我到学校旁边的一家茶庄里喝茶。嗯，不亏是情报机关，连面试都搞单线联系。
　　
　　
　　我到了茶庄后，见到了两个安全部的工作人员，一个就是上次那位特工招募者。这一次，我知道他姓姚，是安全部干部局的一位领导，另一位要年轻些，身材高大，是他的下级，他就是刚才给我打电话的人。
　　
　　
　　他们先是问了一些关于我个人方面的问题。然后又很轻松地和我谈起了情报工作，姚说：“我们的工作其实并不是想像那么容易做，你想想，如果西方国家想用金钱收买中国人的话，他们的美元是很有诱惑力的。而我们的钱呢，尽管国家也有拨款，但和人家的钱比起来要少多了，用它来对西方人工作的话，我们似乎并不占优势。”随后又说：“你要是真的热爱这一行的话，将来和我们一起好好研究研究这些东西。”我也说出了自己对中国情报工作的一些看法。最后，他们又问了我一个问题：“如果将来你不能向别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和配偶说出自己真正的职业，你能接受么？”我回答说：“至少隐藏真实身份可以保障我的安全，至于其他方面的东西，就要显得次要了。”对方看来对这个答复很满意，然后就和我握手告别，并告诉我继续等电话。
　　
　　
　　在接下来的两周里，小林和小丁也都与安全部的人员进行了面谈，他们也都觉得对方似乎比较满意，并让他们等电话。
　　
　　又过了一周，我和小林和小丁被一起叫到了辅导员的办公室。辅导员对我们说：“今天上午安全部来了个老头子（估计指的是老姚），来调查你们三个人的背景和平时表现。我可好好把你们夸了一通呀。”我们三个当时都觉得：有戏。
　　
　　
　　其实我们三个人当中，我是对情报工作最感兴趣的，所以很重视这次机会。小林则差些，他觉得自己只要能留京就行了，对于自己具体做什么好像不是太关心。小丁开始时则更不太在意，他本来就是个愤世嫉俗的人，平时就总躺在宿舍的床上发表他那些犬儒主义言论：“我才不想当什么公务员呢，只想挣大钱。等过了十年，开同学会的时候，你们这帮想去机关的人都是这长那长的了，就我什么也不是。但我却开辆豪华大奔驰去参加同学会，那时候看看谁牛B.”但后来他又表现出很想去安全部，我就用他当初的关于同学会的话问他，他回答说：“如果真能去上的话，我也只打算和安全部签个几年合同，合同期一满我就去企业，公务员太穷了。”
　　
　　
　　 又过了几周，安全部正式通知我们去它指定的一个地方去参加笔试和正式的面试。笔试的东西都我平时喜欢研究的那些东西，面试也很正规，老姚也在考官当中，不过他这次没问问题，只是埋头做记录，除此以外，还专门有一个以笔试形式进行的心理测试，内容是在一张答题纸上做选择题，一般都是给出一个问题，然后在两个极端和比较折中的方案中做出选择。后来听人说，答题的技巧在于，选极端的答案或折中的答案本身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选极端的就一直选极端的，如果选折中的就一直选折中的，这样才能说明答题者的心理状态是稳定的。这显然比单纯看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是极端还是折中更能考察一名可能成为情报人员的候选人的心理素质。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去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我的考点是在位于一个叫幸福街的地方的一所中学。那时是冬天，我在答《申论》时居然发起了烧，呵呵，我大学四年都基本上没发过烧，怎么偏偏在这么个时候烧上了？在答题前，我们都要在一个信封上写上自己的通信地址和报考部门，以便将来把成绩邮给我们。坐在我后面的那位女孩报的是铁道部，她在看到我的报考单位后怔了一下，然后向我会意地一笑，还祝我成功。
　　
　　
　　我果然成功了。而且老姚告诉我，我的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公务员考试也顺利地通过了，老姚说面试的考官也对有很深刻的印象，估计他推荐我去的二局会很愿意要我。
　　
　　
　　小林和小丁也都通过了考试，安全部在外交学院只要了我们三个人。没过多久，我们就在安全部的一座办公楼内和安全部正式签了约，被录用为国家公务员，最低服务期为五年，如违约的话，每年交违约金一万元。五年后人才可自由流动，但如果要离开安全部的话，还不能直接就走，因为还要有一段为期两年的脱密期，这段时间内不会让你做任何实质性的工作，比如让你在传达室帮帮忙什么的，即等到你脑袋中的机密都过了时的时候才能让你走。而且若干年之内不能出境，也不能到外商独资企业或台资企业工作。
　　
　　
　　剩下的时间里，我们就是在学校等七月份的毕业了。毕业后先回家休息，然后于八月末回京报到，九月份起正式接受新干部培训。
　　
等毕业的这段时间里，由于没了就业的压力，我和小林和小丁都很爽，尤其是我，苦读了将近四年，现在总算把该考的试都考完了，这下子得好好玩一玩了。但我在没事干的时候还是会跑到图书馆时，看那些间谍纪实和文学作品。有时候，我和小林和小丁还无聊到上街上去练习跟踪人，为将来的工作做准备，不过我发现我们跟踪的人里多数是一些年轻漂亮的女性，哈哈，没办法，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要是盯一个老年男性的睄恐怕没什么动力吧。
　　
　　
　　转眼就毕业了，我们也都回家休假去了，用小丁的话说，也算是衣锦还乡了。特别是在地方上，谁家的孩子能在这么重要的国家部门里工作，也算得上是光宗耀祖了。而且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一些朋友们总是问这问那的，我倒有了神秘的资本，呵呵。
　　
　　
　　八月底，我乘火车返京，来到了安全部的一个集体宿舍。刚安顿下来不久，我们就去安全部总部办理了一系列的手续，拿着行政介绍信，开始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走，去干部局办理档案相关事宜,去保卫处领临时出入证（当时还不能发工作证），去机关党委和团委办理党员和团员组织关系,去行政部门办理集体户口和宿舍入住手续，去食堂办理就餐卡,去财务部门办理工资关系并顺便报销火车票，甚至还去计划生育委员会填了个什么表。
　　
　　但最令我们目瞪口呆的事情也是发生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刚一来到安全部，就发现了关键的一点:所有发给我们的证件和文书上面的抬头居然不是想像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情报局”，它在公文中的部门简写也不是按正常行文规矩缩写为“特情”之类的，而是以“T机关”代之，大概是出于保密的需要吧。（

  几天后，我们突然接到通知，马上拿上必备物品，准备出发去参加正式的新干部培训。这对我们来说来得很突然。等拉着我们的车开出市区时我们就觉得更加突然了，显然所谓的新干部培训不是我们想像中的那样在T机关的某座办公楼内听讲座之类的（此前我们曾在一座办公楼内接受了一次保密教育，还参观了T机关内部的一个博物馆，里面展出了各种间谍工具和以往破获的间谍案和泄密案中的一些证物，还看了一些讴歌我情报人员的录像。）车开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来到了一个大院。这座大院本身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略显得旧了一些。真正特别的是，门口站着四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而且这四名战士并不像一般部队的哨兵那样穿制服戴大沿帽，而是全部着迷彩服戴钢盔，让我们感到这不是一支普通的部队。在车驶进了院内后，我们见了营区的一些标志后才知道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某特种部队，其官兵后来曾在国际侦察兵比赛中夺冠。
  下车后，机关领导对我们讲话，说我们将在这里度过三个月的时间，全方位接受一名情报人员所需要的各种训练（这让我想起了中央情报局训练特工的“佛吉尼亚农场”，不过那不是在军营里。联邦调查局学院倒好像是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基地内。）
  我们被带进了军队的宿舍，这本来是一个营的营房，但这个营到外面参加海训去了。其实特种部队的战士很少在营区内训练，因为他们的训练范围实在太广了，所以每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外面野训，海训和伞训。我们就占了人家的窝。
  本来我是很向往军队的，更不必说最神秘的特种部队了。但后来才发现在这里的训练可是像夏令营那么轻松，在军队里就要受军队的纪律约束。刚开始的一个月是基础训练阶段，即练习队列，体能和汽车驾驭。我本以为特种部队不同于一般的部队，人员和训练都和其他部队不一样，现在才发现，当你身在这个营区时，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在一支特种部队，甚至会觉得根本就没有什么特种部队和常规部队的区别，因为一切东西都似乎和以前见到的解放军部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一样的军装，一样的管理，一样的生活方式。
  队列训练是最烦的了，常常要把腿抬起来悬空到站不住为止，而且教官们总是吹毛求疵般地要求大伙走路时双手和裤缝的磨擦声要一致。真怀疑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谁在大街上跟踪敌特时还用正步走呀。其实这只是部队为了增强军人组织性和纪律性的一种锻炼罢了。每天早止要跑个三四公里，女同志可以稍减一些。上午队列结束后，下午开始学习开卡车，负责训练我的是警通连的一位三级士官，总在驾驭楼里对我大声的嚷，还说一些伤我自尊的话，也是，谁让我学车学得慢呢。而他也显然是平时骂战士骂惯了的，以至于那一阵子，一看见他那张胖脸我的脑海里就出现“son of a *****”这个名词。
  不过，在他的“精心调教”下，我终于可以自如地驾驭军用卡车了，学过卡车后，我们又开始学习驾驭军用吉普，最后考核前又专门练习了驾驭普通的轿车。本来这支部队里很少有小汽车的，连一号首长的专车都是凃着迷彩伪装的城市猎人。我们驾驭的黑色小汽车一般是在部队训练和演习时由假扮成恐怖分子的战士们驾驭的。
  上下午的训练结束后，晚上还要到俱乐部学唱歌，看完《新闻联播》后又要被拉出去搞体能训练，晚上回来整理内务，把被子叠得跟豆腐块似的。每隔几天还会在后半夜被人叫醒去站岗。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突然给你来个紧急集合。有人甚至提出不应该受这么严格的军事化熏陶，免得将来到国外执行任务时被人看出有军人的痕迹，带队领导听了，不屑地看了他一眼说，你练的才哪到哪儿呀。
  很快一个月的基础训练结束了，我们开始了真正的间谍业务培训。这时才开始有令人激动的内容：射击，格斗，密码，拍照，化装，攀登，而跟踪与反跟踪等内容则要等到回到城市中后再进行实地补充训练。
  尽管是在军营里，我们的培训教官并不全是军人，就拿射击来说吧，步枪和冲锋枪的教官是军人，而对特工人员真正重要的手枪射击的教官则是T机关自己的行动专家。他教的手枪射击方法很特别，据说是最适合特工人员的方法。比如，他对我们说，在暗杀等场合，在用手枪对敌人射击时，一定要连开两枪，即连扣两下扳机。又给我们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他具体说的什么我有点记不太清了，但记得好像是说：在打出第一颗子弹后，手枪的振动会使你的手和枪都偏离目标，再继续打第二枪的话肯定要偏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如果第一枪没打死敌人的话，人家可能就开枪还击了。而如果不管打中打不中都是连扣两下扳机，则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了，而且如果打中的话，两颗连续的子弹的杀伤力显然更大。就算没打中，再打时还要连扣两下扳机。
  格斗训练的内容也和我想像得有点不同，本来我是最不怕练习格斗的，以前就和散打，跆拳道及中国式摔跤有过亲密接触。但这里的格斗则不同，全是最简单、直接、实用的东西。而且教学是由军队的人员和T机关的格斗专家们共同进行的。军队的人主要教我们特种部队的“一招制敌”技术，我们自己的行动专家教的东西和他教的有些类似，但除纯粹的徒手格斗术，如如何用三个指头让对手断气外，他教的更多的是如何用日常物品杀人，如用钢笔刺破对手的颈动脉。他还很擅长用绳索从背后勒住敌人的脖子，即所谓的“印度绞杀法”，《教父》里的意大利裔黑手党常用这个。小时候在一部美国电影《战俘快车》也见过美国军人用这种方法绞杀德军哨兵的场面。一想到自己将来可能去执行这样的任务，我们都觉得很兴奋。
  此后，我还被挑选去参加一个“偷越国境”的模拟训练，并不是所有人都必须玩这个的，只是平时训练成绩不错的少数人才被特选去参加的。练习的目的是学会如何从陆路向敌对国家渗透，或在执行完任务后被敌人发现并封锁了机场等退路时，我们就将采用这种原始的撤出手段逃离险境。训练地模拟成边境的形式，平时供部队的特种兵练习越界武装侦察时使用。那里建有岗楼和暗堡，还有模拟的雷区和铁丝网，哨兵会牵着狼狗来回地巡逻，晚上还有探照灯来回地照。开始时我们根本就无法完成任务，不是被狼狗吓回来就是被哨兵用空包弹打中，但这就像玩电脑游戏一样，刚开始都不行，但多次的反复训练终于使我们掌握了相关的技巧：如何躲避狼狗的追踪，如何发现雷区的位置，如何在必要的情况下无声地制服哨兵，如何使用声东击西的战术等等，终于克服了将要面对的各种困难和障碍。在我最终完成任务穿过国境线时，我心里在想：不知当年冒着东德士兵的子弹越过柏林墙的那些人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觉。这项训练似乎也体现出了特工与特种部队军人在任务上的一些相似之处。但用负责这项训练的军官的话说：特种部队总是集体行动，强调的是协同。特工则总是孤身深入敌后，强调的是独自应付危机的应变能力。
  剩下的间谍专业培训内容是保密的，在这里也就不多说了。
  这期间大家虽然很苦，但也有了不少乐趣，尤其是和军人们的友谊日渐深厚。有时我们和军人们也互相开一些玩笑。有一次，我们刺探到情报，教官们准备当晚来一次紧急集合，所以大家都做好了准备，但过了一段，好像没有什么动静。一位兄弟出去观望，看见一位军官站在走廊里，手里拿着哨子，他认为那个军官可能是要吹哨子，但那个军官看到他后，却将哨子揣进口袋里，扭头走了。那位兄弟见军官没有吹哨的意向，也往回走。但等他刚一转身，就听见一声尖厉的哨声，军官大喊，紧急集合!!! 事后，那位军官对我们说：怎么样，你们这些特工也不是我的对手吧。
  很快，培训就要结束了，在结业典礼上，T机关二号领导将来观看我们的汇报表演。我们为此进行了刻苦的综合演练，这是在整个培训中最艰苦的部分，当时我的胳膊和腿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因为在格斗对抗表演中，尽管双方并不是真正打到对方的身体，但在格挡中总要有肢体的碰撞，这样一来，大家的四肢上都是伤痕累累，我当时在受伤的部位都套上了两套护腕和护膝之类的防护用品。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武警战士练习擒拿格斗很是羡慕，很希望能有那样的机会，而现在我可再也不想了，还不如自己打打沙袋呢。不过，有苦就有甜，我的格斗表演给领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除此以外，我还参加了一个用绳索攀登楼房突袭恐怖分子的表演，并作为精选人员在最后的一个高难度表演中像美国电影里的特种兵一样从直升机上用滑索机降，然后用装着空包弹的枪一顿猛扫。
  就这样，我们的培训在激烈的表演中结束了。当天下午我们就乘车返回市区。走的时候，我们和教官及战士们抱着痛哭，就像老兵退伍一样。车开出营区时，教官们列队向我们敬礼，我们穿着已取下了所有标志的迷彩服含泪在车上回礼，那情景，到现在还难忘。
  车开入了北京市区时，我们看到了久违了的高楼大厦，在这个号称世界间谍中心之一的国际化大都市里，我们将为国家的安全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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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反间谍侦察
  车返回宿舍时是在下午四点钟左右，我回去后彻底洗了个澡，然后趴在床上大睡了一场。不容易呀，三个月的非正常人的生活，摸爬滚打，我们都太累了。
  休息了三天之后，我们按要求又到T机关总部会议厅就坐，这次是宣布分配方案。我和小林、小丁都被分到了二局，即反间谍侦察局。其实我这时已经知道，尽管在招聘会上老姚问我想具体从事哪方面的业务时，我说了想干常出国的那一种，但直接被分配到那个局，即一局，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我们在第一年是试用期，是不能出国执行任务的。这是在部队训练时从带队的同志那里打探到的。一般去一局的人选都是先被分到二局从事反间谍工作，一段时期以后被认为有从事海外情报工作潜质的人才会被推荐至一局-----T机关内最精锐的部门。我也觉得新手在反间谍部门先工作一段时间是有好处的，一方面就是通常认为的反间谍工作的难度要小于海外情报工作的难度，走这么个由易到难的过程是符合规律的，另一方面，在执行反间谍任务时要有当猎人的心理，而在执行海外情报任务时要有当猎物，即躲避猎人的心理。自己先去当猎人并了解了猎人的心理后再去当猎物显然要比直接去当猎物强得多。
  会议一散，我就和小林、小丁及其他分到二局的同志一起去局里报到。我们先在局会议室里呆了一周，接受局领导和局里各处业务骨干们的入局教育，给我们介绍了局历史、局工作的主要内容及工作中应注意的基本事项。入局教育一结束，经局领导研究，我们又被分到了不同的处，我和小林一起被分到了侦察处，小丁被分到了行动处。反间谍局主要的业务处有四个：侦察处，行动处，情报处，技术处。侦察处是执行一线的间谍案件侦察任务的。行动处一般不负责具体的案子，只是在其他处有需要时提供行动上的支持，这点倒是有点像公安局的特警队，但不同的是公安的特警是以公开武装的形式提供支持，而行动处的支持一般情况下则是秘密和非武装的。但在敌人有武装的情况下，侦察处和行动处的人都是可以使用武器的。技术处相当于公安的技侦部门，情报处是负责通过招募情报员，管理情报网来获取敌方间谍活动的情报的部门，其工作严格上来讲应该被叫作国内反间谍情报，以区别于一局的部分业务，情报处在我局也被称为二局中的一局，一般是由年龄较大、经验丰富的同志组成的，从来没有刚来二局的大学生被直接分到情报处的情况，
  到了处里后，我和小林又被分到不同的组，组这个编制是个模糊的概念，它不像科一样是处之下的一个正规的分设机构，因为在中央政府机构里是没有科的，最小的单位就是处，所以处内部的业务划分就由组来完成了，因此组与组之间的业务划分也就不如科与科之间那样严格了。如有需要，一个组的人被派去进行另一个组的工作是很正常的事，反正也是一个处的嘛，基本业务也都差不多。我被分到了国际组--------组的划分基本上都是按照地理分布来的：亚非组，欧美大组，拉美组等等。我所在的国际组和上述几个组不同，不是针对某一地理区域内的国家或地区的，而是负责在我国的与国际组织和会议等多边事务有关的安全工作的。如应对恐怖分子对联合国设在我国的机构的袭击就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小林则被分到了港澳组。
  在我们这些新人和处里的老同志们握手认识并相互介绍后，处领导告诉我们，从报到起的一个月内，我们并不是来处里上班，而是到T机关内部的跟踪监视学校接受反间谍监视方面的专业训练。于是，第二天，我们这些人就开始了反间谍侦察中最重要的技巧----监视（监视是包括跟踪的，跟踪只是监视的一种动态形式）的训练。
  尽管训练只持续了一个月，但教官经验丰富，我们也求知若渴，每天都是泡在大街上不间断地强化训练，等结业时我们的监视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大家都迫不及待地要回到处里，准备把自己练就的本领付诸实践。
  机会果然来了。刚回到处里正式上班没多久，我就接受了工作后第一个外勤侦察任务。
  2001年2月上旬，刚从家过完春节回来，我就接受了任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APEC）北京年会第一次高官会将于2月11日至17日在北京饭店召开，这是为APEC上海峰会举行的筹备会之一，由于是多边性质的活动，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我们国际组的头上，我的具体任务是：化装成国家XX部工作人员，在会议的会务组工作，一方面保证会议的安全，一方面执行真正的机密任务：确认H国代表团成员Peterov(注：假名)的身份-----我方前线情报人员曾报回此人可能是H国对外情报局或军事情报局专门针对中国工作的特工人员，但目前尚无确切证据，所以无法得到证实。这次他突然作为H国代表团来京参加会议，可能是带着任务而来，也正是我方确认其身份的大好时机。这次我们处的任务很多，我自己专门负责的就是Peterov这一项，当然，作为一名新手，老同志会给我全方位的指导的。
  长话短说，经过一系列的准备，2月9日，我和几名同志一起到了设在北京饭店的高官会会务组，开始协助会务组进行会议前的筹备的最后阶段的工作。Peterov将于14日才来京，因为H国代表团只参加后期的几场会议。所以前几天，我还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养精蓄锐。
  作为会务组成员，我们工作时必须西装革履，并带着会场身份牌。身份牌分为四种，分别以四种颜色来区分：正式会议代表戴的是红色的牌（代表团中的高官，即各国外交部或外贸部副部长不用戴牌，而是在衣服上别一个小的红色徽章），会议工作人员（包括会务组、文件组、迎宾组等）戴的都是蓝色的牌，记者们戴的是黄色的牌，会议警卫人员戴的是绿色的牌，这些警卫人员来自公安部警卫局，属于归公安部门管理的武警编制的现役干部，所以他们之间都是互相称呼为张参谋李参谋的，明显带有军人的特征。但他们负责会议安全的任务是和我们的任务不太一样的，他们执行的是所谓的硬保卫，即对人员和建筑物进行直接的武装保卫。而我们执行的是所谓的软保卫，即进行隐蔽斗争，挫败在会议期间敌对间谍分子搜集情报的活动和破坏活动。T机关事先和警卫局的人员进行了协调，我方的侦察人员在会议期间将暗中监视可疑人员，协助警卫局方面进行会议保卫。但警卫局人员除了知道带队的侦察处王副处长的真实身份外（其掩护身份为会务组交通联络负责人），对其他的以会议工作人员身份为掩护的T机关侦察人员的真实身份则一概不知，我们也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会使用和他们约定好的联络暗语并出示证件确认自己的身份，请求他们的协助。
  繁忙的会议筹备工作总算结束了，这几天我都是晚上工作到后半夜一两点，然后第二天早上再五六点钟起床（当时住在北京饭店里面），去做各种琐碎的工作，如在给代表们的皮包里装上会议介绍资料，旅游宣传品和一些小礼物等。没办法，装扮成什么人就得做什么人的工作，要不就得被人看出来了。
  会议正式开始后，我被分配到设在北京饭店大厅的信息处工作，说白了就是为与会代表提供各种信息服务，如在哪个饭店能吃到湖南菜（一般都是香港代表问的），但这类信息我们往往还得先再去问别人才能答复。听起来很累人，不过也有不少趣事，最难忘的就是当日本代表团来的时候，一帮人朝我们这边走来，和我一起值班的一位女孩（不是侦察人员），急忙跑上前去，对走在最前面的人说了一大通英语（因为是多边国际场合，所以英语是工作语言，无论哪个国家的团来，我们只要说英语就行了）但没想到对方在听她说完英语后却说：“你不用跟我说英语，我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的司机。”
  就这样，每个代表团到达会场后都要到我们这里来登记，由警卫组驻信息处的人员给他们办理与会证件。我们会务组成员给予各种服务。直到14日，一位穿着黑皮茄克、身高接近一米九零的金发男人来到了前台，对我说了一句被我误以为是他母语的英语。我也一下子就认出了此人正是我的工作对象---------Peterov,他的照片我研究了很久，记下了一切特征，已经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从这时开始，我就对他进行了不间断的监视，王副处长通知会务组负责人将我调离信息处，转为机动工作人员，做些非常务性的会务工作，如在有代表说自己的电脑坏了，需要技术服务人员维修时，我就会到场在外国代表和不会英语的中国计算机工程师之间当翻译。这样一来，我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空闲的，可以“脱产”监视Peterov了。
  刚开始时Peterov没什么特别的举动，我经常在他的房间周围进行监视，他好像很少出门，接着局技术处的人员也对其采取了一定的侦察措施，但似乎也没什么太值得注意的地方。小林也在会务组，不过他自有他的工作对象，但他那边好像不用太怎么监视，所以他就相对空闲一些。王副处长也告诉我，在监视Peterov的同时也要留意一下饭店里的其他的可疑迹象，有情况时随时用藏在身上的麦克风向他汇报，由他统一指挥应付。于是，在Peterov不出房间门的时候（他出门或有人去他的房间时会有技术处人员通知我，不出的时候我暂时离开，否则长时间在他房间外出现很容易被H国代表团其他人员发现），我总是在楼内转一转，进行秘密巡视，转着转着，我好像找到点电影Die Hard (《虎胆龙威》)里面布鲁斯•威利斯的那种感觉，倒是盼望着有恐怖分子出现，然后我用复杂的楼道与其周旋，呵呵。
  到了16 日，即会议的倒数第二天，技术处人员突然通知我Peterov穿着皮茄克出了房间门，看来他有可能要出饭店，我马上向饭店大门奔去，走之前特意急急忙忙地脱下了西装上衣，换上了我自己的茄克。我一般都在M层的会务人员休息室休息，所以到一楼只有半层楼的距离。等我到了大门时，技术处的跟踪人员用麦克风告诉我Peterov刚刚进电梯（技术处的人员也都受过跟踪训练，在必要情况下也可以直接跟踪目标，这充分体现了T机关侦察人员一专多能的优点）。很快，我就看见了他，果然是朝大门走来。我转身背对他走到饭店大厅的一根大柱子后面，眼看着他从大门出去后便立即尾随而出，并低声用麦克风向王副处长报告情况。
  这时我心里非常紧张，这是我第一次实地跟踪一个真正的目标，这可和训练不同，是玩真的了。不过我还是很自信的，因为我们在训练中已经练习了对跟踪中的突发事件进行处理的种种预案。
  一般来讲，如果一个人想在步行中甩掉跟踪者是件很容易的事，如果是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人员的话就更容易了，只要从一个门走进人很多的大商场，到里面左拐右拐，再从另一个门出来，或者在一辆公共汽车即将关门之前冲上车去，就会给跟踪者带来很大的麻烦，甚至诱其暴露。更聪明的特工人员在觉得你可能是在跟踪他但又不能确定时，直接就在街上找一名穿制服的警察，对他说你一直跟踪他并图谋不轨，这样警察就会来盘查你，他在你被拦住时可能借机溜掉。如果你向警察表明身份，他就会放你走，但这样你的跟踪对象就会知道你也是警察或特工人员了。所以我们在跟踪人的时候总是尽量跟近目标，时刻把他掌握在视线之内，如果行人较少的话，为避免他的怀疑可以走到街的另一面接着跟踪，视线仍时刻不离目标。但狡猾的特工可能会拿出一张上面实际上没写什么东西的纸条，故作神秘地将它扔在地上，然后偷偷观察是否有人将它捡起。一般的人是不会去捡别人扔在地上的废纸的，但专门跟踪的人则会对此很敏感，怀疑是其投放的情报而去看个究竟，这就正中了被跟踪者的圈套，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和意图。有的特工会用更复杂一点的方法，拿出一张写有地名的纸片，随便在街上拦处一个路人向其问路，但他会尽力使得这次普通的问路在外人看来很像是一场情报传递或毒品交易等活动，然后他再暗中观察是否有人对这位无辜的路人进行跟踪，如果有的话，就证明反间谍人员或警察把这位路人当作他的同伙也进行跟踪了。在乘车驾驭时就更容易了，他只要在单行道或交叉路口故意违反交通规则，然后再观察后面是否有车也违反交通规则跟着他就行了。Petrov的公开身份是H国外贸部官员，按理说应该没受过反跟踪训练，如果在我跟踪他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这方面的痕迹，则这本身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其特工身份的佐证了。
  在跟踪的过程中，我头脑中一直在设想Peterov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突然的事情以及我该怎样去应对。在进行监视训练时，教官曾说过，在接近跟踪时，有时目标会突然转身对你说话，这时一定要保持镇定，像对待任何一位路人那样对待他：他问路就给他指路，他问时间就告诉他几点。如果他突然质问你为什么要跟踪他，则要极力否认，或者直接反问他：你是不是有病呀？谁闲着没事跟踪你玩呀？就算真的被他抓了个措手不及而不得不放弃跟踪时，也不要直接回办公室，因为他可能会反过来暗中对你进行跟踪，直至发现你的秘密机关所在地。在跟踪他的同时，也要注意自己周围的人，因为他可能有同伙在监视是否有人在跟踪他，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其有同伙发现你在跟踪他，他们很可能把你引至僻静处对你发起突然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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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Peterov看起来似乎只是只是向侧面看看，没有什么太异常的举动。我为了不引人注意，也早在跟踪途中解下了仍系在脖子上的领带。在把它揣进口袋里时，我想起了在特种部队时曾用领带练习过“印度绞杀法”，可以用这种常见且不易挣断的武器从背后使敌人窒息。
  这时我已经跟着他在王府井步行街上穿行了一段，走到王府井书店边上的那家麦当劳时，他突然停了下来，向后望了望，我头脑中清楚地记着训练时学的东西，没有因此而对自己的步伐做任何的改变，因为这样做很容易被目标从人群中看出来。
  他向后看了看后，就直接走进了麦当劳。我马上跟了上去，头脑中也跟着有了一个新的预案：正如训练中设计的那样，目标可能又突然从麦当劳的门口走出，直向我奔来，这时我绝不能表现出任何惊慌，类似于试图躲开其直奔过来的行走路线等做法是很危险的。但目标如果真的这样做，则说明他可能真的受过反侦察训练，因为这一招是很奏效的，在你暗中跟踪的人突然向你走来时，没有经验的人会本能地做出一些有时连自己都无法控制的动作，如身体本能地向下缩，即潜意识中想躲开目标的视线，不引起其注意--------所以说步行跟踪的时候是最容易发生意外的时候，这就要求侦察员时刻保持镇定，以平常心去应对不平常的情况。
  这时我已经走进了麦当劳，并在人群中一眼就发现了人高马大的Peterov，他这时已经走到了一个角落里，并在那里的一张椅子上坐下。这时我意识到自己突然想起了什么，仔细一想，是他坐的位置。训练时教官说过的一句话：一些处于危险中的特工人员在公共场合就坐时，往往会选择坐在角落，并使身体左侧靠内，右侧靠外。这样一来，就使得自己的左侧和后背都有了依托，而不必担心来自这两个方向的突袭，这样就可以用在外侧的右手来拔枪应对来自正前方和右方的袭击，而这两个方位的袭击又是相对容易被他发现的。
  现在Peterov正好就坐在这么一个位置上，双眼警惕地扫视着人群。我装作一个普通的就餐者站在一个长排的最后面。在观察到他的位置后估计到他不大可能很快再移动就再没有把目光再专注于他，而只是用余光锁定他--------在跟踪监视时尽量不要做那些可能直接暴露你身份的事情，如假装看报纸而偷偷向前瞟望，或躲在拐角处向外偷窥，这样的话地球人都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了。
  他坐在那里没有什么举动，只是用双手拄着下巴向前方凝视了一阵，好像是在等人。我又开始考虑他坐的位置的问题：不排除这只是一种巧合，但要知道，一名经受过此类的特工人员会在这方面形成本能性的习惯的，无论有危险与否他都会选择这样一个位置，因为这样的位置不仅可以防袭击，而且可以防监视，毕竟别人没法从后面监视他了，正面的监视则很可能被他发现。如果这真是由他接受的训练所致的话，则他不仅仅是一名情报人员，还很可能是一名经常进行暗杀等危险活动的行动人员。
  很快就排到我了，我只买了一个脆皮甜筒，从钱包里掏出两元钱快速地付了账--------我们在执行任务时总要多带些零钱，因为目标很可能在你在等店方给你找零钱时分神时消失。
  我拿着冰淇淋坐到了在目标三点钟方向的一个空座位上，对面是一个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女儿。Peterov这时突然起身走进了卫生间，我这时不便跟过去，便一边吃冰淇淋，一边盯紧厕所的出口----反正麦当劳的厕所里也没有后门，不用担心他一下子消失了，他总不能从抽水马桶里逃跑吧。
  过了大约五分钟，Peterov从厕所里走了出来，没有回到原座位，而是直接向大门的方向走去。我在他走出大门的时候起身跟去。但就在那一刹那，我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对：Peterov为什么要来麦当劳？仅仅为了在角落里坐一会儿后再上趟厕所？不对，一定有问题。我马上向王副处长请求支援，王命令我不要离开麦当劳，等他过来，并说在接到我的第一个报告后，小林和一位叫刘涛的老同志已经跟了过去，让他们继续跟踪Peterov。王府井步行街上无法开车，但他们步行估计也该到了。
  他们果然到了，我在门口就看见他们站在王府井书店的正前方，我对着他们用手拍了拍自己的左肩膀，然后又马上拍了拍自己的右肩膀，好像是在掸衣服上的灰，实际上这是我们的暗号：让他们接替我继续跟踪Peterov，他们马上跟着巨人般的Peterov去了。
  我回到麦当劳里时，头脑中已经形成了概念，有两种可能：一、Peterov前来与人接头，但发现情形不对，就可能发出某种暗号后和前来接头的人取消了接头，或自己先离开后（或在厕所里时）与对方进行了联系将接头取消。但我马上又否定了这个推理：接头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电话等联络方式被我方侦获，所以采取相对原始但又较保险的方式来接头，没必要再用电话通知对方。而且如果说他发现了情况有什么异常的话，则只有一种可能，即发现了我在跟踪他，因为我是唯一跟踪他的人，但从现场情形看，这种可能不是很大。也许这只是他故意做的一种试探。但这是无意义的，因为他马上又被两名反间谍人员跟踪了。
  第二种可能是，他这次并不是和人接头，而是来投放情报的。理由似乎很符合逻辑，他作为官方代表团成员，如果在和潜伏在中国的情报员接头的话是很危险的，作为特工人员他也应该知道在会场是少不了中国的安全机关的行动的。在离会场这么近的地方与人接头，一旦被拍照并被中了对方设下的反间计，则得不偿失，根本没必要冒这么个险。间谍工作的规律是，能不直接双向接触就不接触，举个例子，如果他和他的情报员用电子邮件联系的话，将来一旦我方将他们抓获，他们直接用各自的电脑联系过，IP地址是可以追查到的，会成为他们之间联络的铁证。再说了，用电子邮件联络本身就是不安全的，即使是加了密的内容也可能被反间谍机关破译。但如果不采用直接的双向的联系的话，则要隐蔽和安全得多了，同样以互联网联系为例，如果他们俩人之间使用BBS论坛进行联系，如两人按事先定好的方式在论坛上发一个贴子，则另一方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等他有消息要传达时，就按规定发另一个有特定意义的贴子，两人之间从不直接联系，但却不耽误信息的传达，外人则根本看不出门道来。就如同以前所说的“偷听敌台”一样，敌情报机关通过在正常的电台广播中播放某种节目，如某首歌曲来向其在我方内部的情报员传递某种信息，或在新闻节目等的文字排列上做些手脚，即使我方侦察人员监听到了电台的所有内容也不知其所云。在没有电脑或电脑还不太普及的时候，间谍们往往是利用在报纸上发某种广告或启事来传递特定的信息的，这和使用论坛传递信息在实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后者由于信息量的巨大而更难监视，而且情报员查收信息也很方便，只要天天登录某个论坛就行了。
  这样看来，基本上可以肯定Peterov不是来和某人接头的。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了：这个麦当劳是他们的一个情报投放点，他在麦当劳里某处投下了情报。他只在两个地方较长时间呆过，第一个就是他的座位，第二个就是厕所。想到这里，我感觉到时间的紧迫，就快步走向他坐过的地方，现在那里已经有人坐下了。估计有情报的话他也不会放在明面，而是在桌面下面等隐蔽的地方，我立即从口袋里掏出自己钥匙串并装作不故意地将其扔到那个桌子的底下，然后向坐在位子上的人示意后便俯身去捡钥匙，同时另一只手顺便把整个桌面的下面摸了个遍，似乎没有我要找的东西，为确认，我特地向上看了看，也没看到什么异常的东西。我站起来后，向厕所走去，里面有人，但大便的蹲位处却空着，我直接走进去插上了门-----外面是不可能藏东西的，因为那太冒险了，收拾卫生的人随时可能发现情报，而且外面似乎也没什么可藏的地方。关上门后，我用眼睛迅速看了一下明面后，就直接把手伸向坐便后面的陶瓷水箱的底部，因为那是这里唯一可以隐藏东西的地方。嗬！果不其然，我的手触到了一张用透明胶贴住的纸条。因为用眼看不到水箱的底部，我在把纸条拿下来之前特意用手摸了摸它粘的方向，因为投放与领取情报的双方可能有某种预定的暗号，把纸条按特定的方向进行粘贴，如果不注意的话就会中了这个圈套，这些都是训练时学的。这个陶瓷水箱上宽下窄，这样一来即使水箱漏水，水也会沿着较窄的底部边缘流下而不会弄湿情报。而且这个地点是很保密，从外部根本看不到。一般人，包括打扫厕所的人也不会去摸那里，而且水箱底部离地面也有一定的距离，就算打扫卫生的人员用水冲厕所地面也不会危及情报。所以说是一个很好的藏匿情报的地点。但是反过来说，正因为这个地点太好了，而且又几乎是这个特定的环境下唯一的好地点，所以才被我这个反间谍人员轻易地找到了。当我发现它是以一个近似垂直的角度被粘贴后就将它取了出来（基本上可以断定事先没有什么约定的粘贴发式，因为这个角度并不明显，与墙壁的角度处于45度与90度角之间，较接近90度角，在这个范围内不容易让来取情报的人确认是否被动过）。看来他们对这个投放点还是比较放心的。
  我轻轻地除去透明胶，打开纸条后，发现上面写了一些我不认识的字母，应该是H语,从其排列方式看，像是某种密码，我当时顾不了这么多，这应该是技术处的专长，于是我就掏出自己总是随身带着的碳素签字笔（一方面是为了记录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必要时用它来杀人----这个就不多说了）。但我当时没有带纸，就干脆撸起袖子，把上面的字母抄在了我的左胳膊上，如果抄在手上的话就不太好了，因为手容易出汗影响字迹，而且写在胳膊上后再用衣服一盖，外人不会发现的，手上就不同了。
  当我把情报按原样放回后，王副处长用麦克风通知我他已经到里面了，问我在哪里，我低声向他汇报了这里的情况，他马上也跟了进来，我们两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他让我再一次取出纸条，让他用随身携带的微型相机拍了照，再把情报原样放回。然后，我先从里面出来，过了一会儿之后，他才偷偷地出来，要是让来取情报的人看见两个人躲在藏情报的地方的话，他肯定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我们从厕所出来后，我才发现他并不是自己来的，还有三个人也来了，他们不是会务组的，而是我处外围侦察组的人，他们平时藏在停在饭店门口的汽车内准备执行机动任务，现在果然派上用场了。
  我问及Peterov的情况时，王处长说他直接回了房间，由小林和刘涛负责监视，技术处的人报告说他曾打了一个电话，但是是打给住在北京饭店的另一H国代表团成员的。他已经向局里汇报了这边的进展情况。由于Peterov已经露出了马脚，局里非常重视，主管我们这块业务的副局长亲自在局里坐镇指挥。行动处和技术处的机动人员全体待命，随时准备增援。
  情况非常紧急，来取情报的人随时可能会出现，我们一定不能让来人看出异常。必须抓紧时间设好圈套。可上厕所的人这么多，怎么才能及时断定哪个人是来接头的呢？我出了一个主意，可以由我们的同志扮成麦当劳的工作人员用装作用拖布在厕所打扫卫生，借口里面漏水，每出来一个人就进去检查情报是否还在，同时在外面蹲守的同志看紧每一个从厕所里出来的人，如果里面的人发现情报不在的话，则外面的人立即对上一个出来的人进行跟踪。王处长采纳了这个意见，让我坐在离厕所很近的一个位子上监视守候，他让同来的三名同志中一位姓胡的同志扮成打扫卫生的麦当劳工作人员。他叫那三名同来的同志中的另两名一个先负责在座位上监视守候，另一人则进入厕所，占住放情报的蹲位，一直等到我们在外边准备完毕。王处长吩咐完他们之后，就带着我和小胡进了麦当劳的经理室，王处长出示了工作证，但只来得及让对方看清了上面的警徽，而没让她细看上面写着工作单位，王处长对她说我们是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刑警，现在有非常紧急的任务，要求对方给予配合。其实冒充公安一直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策略，原因很简单，公安的业务范围很广，而T机关的业务正相反。如果告诉对方我们是公安的话，即使对方事后不慎走漏了我们前来侦察的风声，敌人听说是公安可能一时意识不到是怎么回事，因为公安可侦办的罪名太多了，敌人自己都可能很糊涂，因为他可能真就从来没有犯过刑事或治安案件。但如果告诉对方我们是T机关的，对方如不慎走漏了风声，敌人一听说是T机关来调查，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因为T机关一般只侦察反间谍案件。
  对方很配合，一会儿工夫，小胡就换上了一位麦当劳工作人员的服装，然后他开始拿着拖把走进卫生间，假装打扫起来，同时那位“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同志（程哥）走出了坐便间。我则坐在规定的位置上警惕地注视着四周。王处长见局已设好，就先带着一名外围组的侦察员回北京饭店坐镇指挥整个侦察处在那里的行动，因为我们分成不同的小组负责不同的工作对象，这次行动的工作重点实际上是在台湾代表团那里。外围组的程哥则留在这里和我一起监视守候，准备随时对来取情报的人进行跟踪。前前后后进坐便间的人大概有五六个，但每次他们出来后小胡都是用手将头上的麦当劳工作人员戴的小帽向上顶，而不是向下拉，证明情报还在。
  终于，在十一点整，我看见一名四十多岁，穿全身灰绿色西装的男子走进了卫生间，等他出来后，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小胡将自己的帽子使劲向下一拉--------就是他！
  
我赶紧向坐在门口附近的程哥做了个手势，他会意会先推门走出了麦当劳。我则立即在后面跟着那名男子也向门口走去，这时我能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加快。
  程哥走了一段后，转过身来看着我，双腿向下一屈，用右手拍打自己的左腿胫骨处------这也是我们平时预定的暗号，双腿下屈意味着我们采用蛙跳战术进行跟踪，右手拍打左腿胫骨意味着他将走在前面。
  所谓蛙跳战术就是指在由两名侦察员对目标进行跟踪时，一人在目标前面走，另一人在目标后面走，并轮流互换位置，以免一个人长时间跟在目标后面而被目标发现。具体操作起来就是一人跟在目标后面走，而另一人则走到街的对面疾步超过目标并尽量往前赶，在赶到某一点后再停下来，等目标超过自己后再走到街的对面跟在目标的后面走。同时，原来走在目标后面的人则走到街的另一面尽量向前赶，如此偱环。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
  这时，程哥已经走到了街的对面向前赶，我则咬住目标走在后面。但在走了几分钟之后，还没等我和程哥来得及互换位置，目标就在一个公共汽车站停了下来，并快步走向一辆停在那里的420路公共汽车。我来不及用麦克风通知走在前面的程哥就赶紧跟着目标上了车------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赶紧跟上去，因为车可能随时开走。在我上了车以后，车门就关上了，目标一上车就坐在了正对着车门的座位上，他后面的座位空着，我马上就去占了那个座位。一般来讲，在跟踪目标到了公共汽车、地铁或电影院等公共场所时，要坐在他的正后方。因为这些公共场所人员流动很大，如果你坐得远的话，目标则很可能在别人的移动挡住你的视线的时候永远消失掉。但我刚一坐下，又马上意识到了这样做的不利的一面，离目标坐得太近我就无法用麦克风与同志们联系了。外人是听不到同志们在麦克风里对我说的话的，但我要是通过麦克风向同志们说话的话，目标在前面肯定会听到的，就算用暗语，也会引起他的注意。而这时，程哥在麦克风里向我呼叫，他果然没有看见我和目标上了车，问我现在在哪里。怎么办？就在这时，我听见售票员在催刚上车的人买票，就马上又有了主意。我故意大声地问售票员：“请问这是420路么？我没坐错车吧？“”没有“售票员回答，然后又继续用单调的声音重复着那句话：”各位乘客，没票的请买票。“程哥自然听到了我刚才的话，他对我说：“我马上通知王副处长，让他派车来接我，你在车上继续跟踪，千万不要丢梢，不要暴露，我们马上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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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路继续向前行驶，我看着它经过了美术馆，东四，朝外小街，朝阳门，东大桥，亮马桥……在行驶了足足有四十分钟后，目标终于在一个叫高家园的车站下了车，我紧跟下去。他下车后往回走了一段，然后向右拐进了一条小街。我在后面跟着，但这次和他拉开了距离，因为小街上行人很少，跟得太紧容易被他发现，而且如果行人少的话即使我和他拉开了距离他也不会很容易地逃离我的视线。但更重要的是，我需要和他拉开距离以便用麦克风与同志们通话。
  在我呼叫了程哥后，程哥马上回话，他在搭上了外围侦察组来接他的车后，就一直按420的线路进行跟踪，中间堵车耽误了一会儿，见我一直没呼叫他就以为我和目标还没下车。现在他们已经到了酒仙桥，离我这里很近。
  他在知道我下了车以后，马上问我具体方位，我告诉他是在高家园下的车，然后又向小街上的建筑物望去，只看见一个挂牌子的，上面写着“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校”，再往前走了几步，我看见了一个路牌，上面写着“芳园南街”四个字。
  程哥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又是外勤侦察的老手，对北京的每条大街小巷都很熟悉。我说的这些信息就已经够了，他大脑中的GPS早已把我和目标的方位锁定了，他告诉我继续跟踪，几分钟后他们就能赶上我们。
  这时，目标突然向右一拐，走进了路边的一个居民小区。我快步跟了上去。目标在进了小区后向左拐，在走过了两个门洞后进入了第三个门洞。我马上用麦克风通知程哥，并告诉他小区离路牌不远，对面是一个加油站。
  我走进门洞时听见了目标向上走的脚步声，借着这个声音的掩盖，我脱下自己的皮鞋，拎在手里，只穿着袜子跟了上去，并尽量使自己的身体贴近墙壁，以免目标通过楼梯扶手的空间瞟见我在后面跟踪。
  在我到了大约是三楼半的地方时，听见了钥匙开门的声音，我迅速从楼梯扶手的空间向上望去，可以看见目标的腿部。他正在开走廊右侧的门。在他关上门后，我跟了上去，看清了门牌号：503.
  这时，程哥呼叫我，说他们已经到了加油站的对面。我立即穿上皮鞋，走下楼去。在小区的门口，我认出了外围侦察组的那辆白色面包车后就径直走了进去。车里除程哥外，还有那位冒充麦当劳工作人员的小胡和坐在司机位置上的小沈。
  我们与王处长取得了联系，他说增援人员马上就到，并要求我们先严密监视目标所在小区，等增援人员赶到后再由小胡去负责管辖小区所在地区的将台路派出所了解503住户的信息。
  没过多久，增援人员就到了，他们也开着一辆面包车，就停在了我们的后面。车里的人有老马-------经验丰富的侦察处台湾组组长，这次被专门抽调来指挥我们的监视行动，行动处的刘组长和我的同学小丁-------看来他也被派来和老同志们“锻炼”来了，此外还有技术处的两名专家。
  按预定的方案，这里的监视工作将由这个后来的侦察处-行动处-技术处联合小组接管，程哥去派出所了解目标的信息，小胡和小沈回到北京饭店继续执行外围机动任务。我由于是这里对目标的特征最了解的人，而且目前还没有对他拍照，所以就留在了这里继续监视。在北京饭店对Peterov的侦察已经由在会务组的其他同志接管。
  程哥他们离开后，联合小组便开始了行动。令我惊讶的是，技术处的人把监测电台的仪器都带来了，看来这次是动真格的了。
  一般来讲，在对固定目标进行监视时，侦察员可以选择在室内侦察，因为这样就可以放心地使用各种监视设备，如果需要长时间的监视的话，则可以租一间位置有利的房子或干脆把监视点设在楼顶上。目前显然无法这样做，我们就以面包车为掩护了。
  中午饭我们是轮流去吃的，就在离监视点十几米远的一家叫“芳园居”的饭馆。期间一直是平静地等待，目标一直也没有出现。我则在脑海中一遍遍地强化目标的体貌特征：四十多岁，身高在一米七二左右，戴宽边眼镜，体形较壮，肤色较黑，头发向右侧二八分，看起来像一位中学教师。
  一般来讲，在进行定点监视任务，即通常所说的蹲坑守候时，任务应绝对保密，但可以视情通知监视点所在地的特工或警察机构，因为这样就可以避免当地居民发现监视人员行迹可疑后向当地警方报告，给监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还会出现碰巧另一支我方秘密侦察力量也在附近执行任务，我们双方都认为对方可疑而互相监视的情况，搞不好还会交上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但由于程哥已经去了负责当地治安的将台路派出所了解目标的情况，对方也应该知道这边的监视活动了，所以一般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
  晚上七点钟左右，目标终于在小区门口出现了，技术处人员马上对其进行了拍照和拍摄。老马让我下车步行跟踪，于是在目标走过我们的面包车后，我下车跟了过去，走了几步之后，我发现刘组长和小丁从后面跟了上来。刘组长没有说话，却伸出三个指头在自己的眼前看了看，这是暗示我我们三人将采用ABC跟踪法。
  所谓ABC跟踪法是在三名侦察员跟踪目标时使用的，即一人跟在目标后面，一人走在其前面，另一人保持与其平行前进的做法。在目标前方人流稀少时，则可以改变队形，一人在目标左面平行跟踪，另一人在右面与目标平行跟踪，第三人则跟在后面，这种三角形的合围可以使丢梢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但是，我们似乎已经没有机会使用ABC跟踪法了，因为目标此时叫停了一辆出租车，他坐进去关上门后，出租车向左一拐开走了。
  现在跑回到面包车那里恐怕来不及了，那时出租车就不一定跑到哪儿去了。这种情况下抢时间是最重要的因素，我顾不上招呼刘组长和小丁，马上摆手叫停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赶紧跟上前面的车。这时，我回头望去，刘组长和小丁也在向后面招手。我在车里向老马说明了情况，老马让我咬住前面的车不放，并记下车号，以便一旦丢梢也可以询问司机目标是在哪里下的车。
  目标乘坐的出租车沿着霄云路向前行驶，我一刻不敢放松，因为路上的出租车太多了，外型也都差不多。万一我坐的这辆车的司机糊涂了，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所以我得替司机留着神。司机是个三十多岁的瘦削男子，看着我笑了笑，说：“你是刑警吧。”他没说对，但我也不想纠正他，就点了点头，说：“对，朝阳分局的”。
  这时，目标的车向左拐了，我们跟了上去，跟了有三四分钟后，我发现我们到了亮马桥，边了亮马桥就是使馆区，我这时已经看到武警九支队的战士在使馆周围巡逻的身影了。目标的车继续前行了不到五分钟后，在前面的路口又向左拐，朝着农展馆正门的方向驶去。农展馆是我公务员考试报名的地方，自那以后就没再来过。目标的车又向左一拐，向着长城饭店的方向开去，又开了一小段后，目标终于在长城饭店门口下了车。
  我让司机把车停在离目标大约五十米的地方，连用来报销的出租车票都没来得及要就下了车，借着路边一个报纸栏的掩护向目标方向前进，在路过报栏时，我看见了上面头版头条上的APEC四个字母。
  目标并没有向长城饭店里面走，而是停在了“天上人间”的牌子下面，向前方看了看，又向前走了几步然后停下，转过身来四处张望。我见状也停了下来，向前走了几步，停在了离“天上人间”的牌子右侧大约三十米的地方，避开了目标的视线，用麦克风与刘组长和小丁通话，他们这时也到了，但刘组长决定让出租车继续往前开，长城饭店大门口的另一侧，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两个方向同时监视目标。
  目标此时仍然站在那里四下张望。同时，我看见刘组长和小丁已经下了出租车，站在了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的那块招牌下面，等出租车从他们面前开走后，他们走到了最近的报纸边上，假装谈话，刘组长面对着目标的方向，小丁背对着。
  这时我突然发现目标向一个路人走去，和那人说了句什么，那人摇摇头走了。怎么回事？看起来不像是接头，这个地方太显眼，不适于接头，而且目标和那人说话后并没有走开。他到底在干什么？
  在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目标又对另一个路人重复了刚才的程序，路人摆了摆手又走了。我准备等第三个行人快要到目标身边时贴过去，听他们到底在说什么。果然，一会儿，一个年轻男子走了过去，我马上跟上，距离那名男子大约五六米远，但为了不让目标注意到我，我特意把头向左边扭，眼睛看着路的左侧，行走路线也偏向左边，这样就不会径直走向目标了。
  我用余光发现第三名男子也和前两名一样离目标而去，而这时我已经几乎与目标平行了。令我惊奇的是，目标竟然离开自己原来的位置，径直向我走来！
  我转身正视着他，面无表情------前面说过，有时监视对象会突然上来和你说话，此时一要注意控制自己，不要做出任何惊奇的举动，让对手看出破绽。二要镇定应付，如是一般的事则正常应付，如被质问则极力否认。
  目标在我面前停住，以一种自来熟式的口气对我说：“你好，朋友，要小姐么？”我可能从小到大也没这么晕过，我跟了他快一天了，他却问我找不找小姐，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监视的不会只是一个拉皮条的吧。
  我本能地回答：“不找。”然后准备从目标那里离开-----没准这是他耍的把戏，想借机看清跟踪者并记住其相貌特征呢，得赶紧先脱离他。
  可就在这时，他的一句话让我改变了想法------“我们这有H国的小姐漂亮着呢，收费也不高，还是玩玩儿去吧。”
  H国小姐？一下子H国特工Peterov,厕所里发现的写着H语的纸条都涌入我的脑海中--------有戏！我假装思考，并转过身问他：“H国小姐要多少钱？”“钱好商量，一次一千二。”我装成考虑价格的样子，实际上大脑在飞速地运转，分析当前的形势。
  第一种可能，这是个骗局，他想借此把我骗到某处。但我很快就否定了这一点，第一是因为就算他发现自己被跟踪，他的反应也应该是尽量隐藏自己，而不是反过来袭击跟踪他的反间谍人员而彻底暴露，再说他也不知道我是不是一个人。而且我这时也发现，他也不是唯一一个在这里拉皮条的人，前面有几人，有男有女，都在拦过路的男人。
  “不行就一千，不能再低了。”目标有点沉不住气了。我的大脑中却在思考着第二种可能：他的确是个拉皮条的，但H国特工Peterov总不至于为了和一个拉皮条的联系而把写着密码的纸条费劲地放进一个厕所的水箱下面吧，事情肯定不这么简单，而且我也肯定H国小姐和Peterov肯定有关系。

如果·爱

行不行？晚上出来玩玩多好。H国小姐漂亮着呢，波还大。”目标仍在推销。
  管他呢，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装作有所顾虑地对目标说：“我现在身上不够一千元呀。”“那没问题，你肯定带卡了吧，大不了完事后我们派人跟你去取，要不你现在也可以到亮马大厦的二楼取款机那里取钱，我等着你。”
  “小姐在哪儿呀？”“你别管了，先和我走吧，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好，完事后我再去取钱吧，先去看看，不过不满意的话我可不干呀。”“那没问题，你先和我走吧。”
  于是我们一起向前方走去，我向左面看去，刘组长和小丁现在都面向着我，显然不知道我这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用左手沿自己裤子左面的中缝向下滑去-------这是我们的暗号，意味着我这边没问题。在经过他们后，我又用左手在自己的左大腿后面拍了一下，这是叫他们跟着我们。
  向前走了几十步后，目标停在了一辆面包车旁，车门打开了，两名女人坐在驾驭和副驾驭的位子上。目标说话了：“这位朋友想去看看H国小姐。”“没问题，上车吧”坐在司机位子上的女人说了话，带着地地道道的老北京口音。
  我拉开面包的车门，坐在了女司机的后面。一路上，她们俩个问这问那的，和我套近乎。由于已基本上断定这不是一个圈套，所以我也不是太紧张，只是不知道刘组长和小丁在干什么，现在又不方便通话。车在盛福大厦（两年后，轰动一时的法国路透社驻北京分社被一男子持炸药占领的事件就发生在这座楼里）附近向右转，我一边应付着她们的闲聊，一边记着路过的主要标志物。最后，车停在了一座大楼的前面，在车到达终点的五分钟前，副驾驶上的那个女人给一个人打过电话，说这边有人要找H国小姐，让那边准备一下。
  下车后，一个一眼就能看出是H国人的男子来领我们进了那座大楼，大楼的下面没挂任何牌子。进去后，是一个花园，正前方是一座美丽的小别墅。两个女人中矮个子的那一位（司机）对我说：“来这里，你尽管放心，绝对安全，这里是H国大使馆的财产，警察都没法进来。”这一点我很相信。
  前面的H国男子打开了别墅的一个小门，我跟着他们走进了一个单元。
  一进屋，我就看见三名漂亮的H国女郎坐在沙发上，看见我之后就热情地向我摆手。
  那几个人让我也坐在三名女郎对面的沙发上，像谈判一样地和她们对坐。高个子女人发话了：“怎么样，都够漂亮吧，你选哪一个？”而我正在思考的是，这些H国女郎和Peterov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Peterov不至于只是为一个国际皮条客组织服务的吧。然而，我的思路马上又明晰了------间谍活动自古也没离开过女色，不是常说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是妓女，第二古老的职业就是间谍了么。至于间谍和女色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人都应该明白吧。
  “我对她们都没什么感觉”我低声地对高个子女人说，因为我现在已经找到了基本的思路，再呆下去恐怕也不会有太大的收获，所以是撤的时候了。但这可没有我想像的那么简单，那两个女人不远万里地把我带来，岂肯任我一句“没感觉”就善罢甘休？那个矮个子女人甚至带着点气愤的口气说：“这三个女孩怎么不好了？你看看一个比一个漂亮，你看看那个的波多大呀。”我装作迟疑的样子没说话，头脑里在想着如何全身而退。要我做那事是绝对不可能的，一是没这个必要，二是我的身上可揣着T机关的证件和侦察证，衣服里也装着麦克风，要是脱了衣服被他们发现了，我可能就出不了这块H国的领土了。
  “怎么了？是不是身上带的钱不够呀，没事儿，不行完事儿再去取呗。”高个子女人凑过来对我说。“那倒不是，关键我的确是没感觉，花了很多钱，自己又不是太喜欢，何必呢。”她的音调里带着点不平地回答到：“很多钱？算了吧，一千元够低了，天上人间里面的中国女孩还三五千一次呢，我们这可是洋妞，一千元就当是图个新鲜都不算贵，你还来了个很多钱。”
  我一听她这话，又觉得跟她磨叽一会儿没坏处，没准能套出点有用的东西呢，至少刚才她一提天上人间，我想到了长城饭店可是哪里来的外国人都有，他们在那里拉皮条很可能是在寻找有价值的目标，然后用色情陷阱猎取他们。这样看来，这三位女郎可能就是所谓的“燕子”了。但我又觉得她们不该是职业的情报官，而只是被情报组织利用的妓女罢了，理由很简单-----显然这帮人不知道我是情报人员，甚至连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我刚出校门，一看上去还像个学生，他们就是选猎物也不会选到我，看来这些女郎还是为了谋生才做这个的。
  这时，对方沉不住气了，说：“你还犹豫什么呀，快点儿吧。要不干的话，你来这里干嘛，耍我们玩儿呀？你是不是根本就没诚意？”我说：“我一听说是H国小姐，以为多么多么漂亮呢，但实际上让我有点失望。”“你行了吧，她们长得还不漂亮呀，要是给你找个H国电影明星似的，一万元都挡不住，这一千元还怎么的呀？”
  我见时机到了，马上说：“一千元也不便宜呀，她们从来都是要一千元的么？”“当然，只有比这更贵，没有比这更低的，中国的，外国的，都很爽快地成交了，你瞅瞅你，都进来半天了还没拿定主意，你是不是真的没诚意呀。” 好，我要的就是这句话，看来你们真的用H国女郎吸引过外国人，估计中国的一些你们感兴趣的人也是这么来的。那看来你们这里应该有秘密的摄像机之类的东西了，等有价值的人来时就拍摄下来作为要挟。
  她又接着发动了进攻：“你看看你这个人，怎么瞪眼说我们的H国女孩不漂亮？你又不是找老婆。这样吧，你要是现在没感觉，就随便和哪一个到那边的房间里找一找感觉。”我一听，觉得可以试一试，倒不是试着找感觉，而是进去看看是不是真的有摄像机之类的东西。
  “嗯”，我点了点，指了一下我认为最漂亮的那位H国女郎（的确是很漂亮），然后跟着她进了房间。
  那位女郎拉着我的手，竟然用汉语问我：“可以么？”我迅速扫视了一下室内，没看出什么摄像机的迹象，也不可能看出来，就算有的话也肯定是针孔摄像机，我就是在大面上扫一百眼也扫不出来呀。
  “可以么？”H国美女又一次问到，我摇了摇头，因为我想我该走了，该知道的都差不多了，再耗下去不一定是好事。
  于是，我走出房间，明确地对两位“大姐”说：“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找不到感觉，要不下次我和朋友一起来，大家一闹就上来情绪，无所谓什么感觉不感觉了。”
  两位大姐见我意已决，就愤愤不平地说：“那我们就快点走吧，早知道就不拉你来了。”
  这时，一直在这边没吭声的那位H国男子突然向我走来，递给我一张名片，然后用流利得让我吃惊的汉语对我说：“朋友，这是我的名片，一般我是不给别人的，相信你才给你一张，如果以后你有需要或你的朋友有需要，请给我打电话。”
  我低头看了一下名片，上面只写着一个中国名字和一个手机号，看来这H国老外是常在中国混的，这下更好了，手机号都知道了，我回去肯定把它交给技术处的人，我们的侦察将更加便利了。
  回来的路上，我没有和两位大姐搭话，尽管她们还时不进地抱怨两句。而我则在头脑中把事情理出头绪，基本上得出了Peterov可能和这个国际卖淫团伙有关系，利用妓女吸引中外人士上钩，伺机将其控制。尤其是对中国人，如果一个人找了个中国小姐，似乎还说得过去，要是找了个外国的，尽管现在不是文革时期，这问题似乎也是够严重的了。到时候就不得不屈服了。
  车开回长城饭店门口后，那两位大姐的气还没消，矮个的那位气呼呼地对我说：“给我二十块钱车钱！”哈哈，好，给你，现在可不是找事儿的时候。
  在向上级汇报过这一切之后，王处长正式通知我，明天继续在北京饭店工作，因为目前已经基本确定Peterov是H国间谍，所以案子的主办权已经移交给了负责H国所在地区的东欧中亚组，由他们成立专案小组对Peterov等人进行侦察。他也没有告诉我那个去麦当劳取情报的人的信息，因为这是情报机关内部的准则，不要把秘密告诉不相关的人，尽管他也是内部人员。除非有必要，否则侦察处的事不能告诉行动处的人，国际组的事也不能告诉西欧组的人。因为防止一个人泄密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让他知道秘密。
  当晚我就回到了北京饭店，因为Peterov的事情已经有人接管，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剩下的事情就是在这会议的最后一天内协助公安部警卫局的人保卫会议的安全。Peterov上午就离开了北京饭店，去机场赶飞机，在这段路上，我局情报处的人也将参与进来，而且还将起到主要作用---------正如同各国警察人员要对一些从事特种行业的人，如印章制造者，出租车司机，二手手机倒卖者等进行“阵地控制”一样，各国反间谍人员也要在旅行社，民航，涉外宾馆等行业的人员中建立情报网，因为对于警察人员来讲，那些特种行业的人在工作中接触到罪犯的可能性最大，因此在这方面的信息是很灵通的。同样，反间谍人员感兴趣的那些人是经常同外国人，特别是外国游客打交道的，对外国人的情况自然也很了解，因此也是极好的情报员人选。在这方面最有名的就是前苏联克格勃第二总局（反间谍总局）对苏联的涉外行业人员的渗透了。因此，在Peterov去机场的路上，情报处的侦察员及其发展的情报员们肯定闲不着了。
  其实在这个时候，大部分外国代表都已经走了。工作人员们也该歇口气了，我们这些侦察人员也一样。我暂时也没什么事可做，就突然想起来到保卫组------公安部警卫局人员驻地去看看，正巧会务组要分发中午工作餐的饭票，我就主动要求去给保卫组的人发饭票。
  到了保卫组以后，我和他们聊了起来，其中一个人长得酷似李小龙，而且连走路，言谈和举止都很像他，虽然很瘦，但一看就是个功夫不浅的人，只是话少了点，我问他是哪里毕业的，他说是武警特警学院。这时，他们的头儿接过话来对我说：“我们和普通的特警不同，因为我们的工作实际上是纯防御性的，所以不出问题则已，一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仔细想想，的确。
  到了晚上，APEC2001年中国年会第一次北京高官会正式结束。我们全体会议工作人员在北京饭店的大厅们合影留念，一群来自不同部门的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又马上要散伙，这感觉的确很值得留念，大家都互相留联系方式，依依不舍，只是其他单位的人压根就不知道T机关在这里的侦察人员们的真实身份，这也许就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吧。
  我在会议期间结交的几个外国代表也都给我留了电子邮件地址，他们多数是政府官员，如果他们也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会怎么想呢？呵呵，管他呢，会议期间多数的时候我们是他们的保护者，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当天晚上，我离开了北京饭店，回到了T机关的宿舍，结果被中东组的一个和我一起来的新人缠住了，他知道我刚刚执行了外勤侦察任务后，非要让我给他讲点刺激的事情，我可是知道内部准则的，国际组的事怎么能告诉他中东组的呢，但此人平时与我关系非常好，特别是军训时练习偷越边境时，我曾和他一起在一辆卡车的底板上安装了一个新的底板，然后我们俩一起藏在这两个底板中间的夹层空间里，由别的队员将车开到“边界”，混过了哨兵的检查。在“哨兵”检查的时候，我们俩躺在夹层里互相对视，祈求上苍，但也没忘了把装着橡皮子弹的冲锋枪对着车的后方。他是学阿拉伯语的（现在驻中东某国工作），很健谈，也很热心，但我只跟他说了些趣事，工作上的事没有对他说，但他仍对这种工作充满了向往，他也是很向往有一天能到一局从事对情报工作的，还总在食堂对我说：“我们的局长真了不起，还不到五十岁就担当起了整个一个大国的反间谍工作的重任，真是我们俩的榜样呀。”-----他总是给人这样一种感觉。
  送走他以后，我觉得自己很疲劳，昨天紧张了整整一天，今天又突然放松了一天，这肯定让人有点怪怪的感觉，不过我也没时间体会这种感觉了，因为我一上床就睡着了。还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站在我姑妈家以前住过的一个四层楼房的楼顶，眼看着一架架带着中国民航标志的客机向楼顶迫降，一会儿又发现我自己也坐在其中的一架飞机上，看着飞机向楼房顶上开去-----飞机往楼房上开，这是什么东西？不过我很快就把这个梦忘了，直到半年多以后的一天：2001年9月11日，我才又突然想起了这个奇怪的梦。

如果·爱

第三部分 无忧无虑的日子
  
  几个月的工作下来，我似乎已经开始理解了反间谍工作的真谛。以前，我一直以为反间谍工作和公安的刑事侦察工作是一样的，只是侦察的对象不同罢了。现在才发现两者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比如：公安的刑事侦察一般都是一个从未知到已知的过程，如果发生了杀人案，公安的任务就是在茫茫人海中进行摸排，寻找线索，直至查出凶手是谁。而反间谍侦察往往是在已知敌人是谁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不间断的监视，收集其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揭露其间谍活动，并将其逮捕或驱逐出境。公安在抓获罪犯后一般都直接将其送交检察机关提起国家公诉。而反间谍机关在抓获或掌控了敌方间谍人员后，往往是先设法使其为我方服务，向我们提供敌方的情报，即使其成为通常所说的双面间谍。如其始终拒绝与我方合作，才会考虑对其进行间谍罪的起诉。如果说公安的侦察是以抓人为其特色的话，那么反间谍机关的侦察则是以经营为特色，即管理情报网。对于公安来讲，破案注重的是时效性，即越快破案越好，而反间谍机关在某种程度上则与之相反，其侦察工作持续时间一般都较长，因为长时间的侦察会给你带来自己都想不到的收获。有人说过，反间谍工作就像是收藏名酒一样，放的时间越长，则可能味道越好。所谓“放长线钓大鱼”就是这个道理。由此也就决定了公安机关和反间谍机关在一些具体的工作方法上的不同：公安在跟踪犯罪嫌疑人，比如毒贩时，如果不慎被其发觉的话，只要公安侦察人员肯定其身上有可以定罪的证物，如毒品，则干脆直接将其拿下，因为反正也有证据，这就是所谓的“硬跟踪”。而反间谍人员则相反，只要觉得跟踪对象起了疑心，就要立即放弃跟踪，因为这样会暴露我方侦察意图，打草地惊蛇只会影响长远计划，因此要在对方产生怀疑时果断中断行动，来日方长嘛，这就是所谓的“软跟踪”。而这项工作最让我着迷的地方就是：我发现它的确是对人的智慧的一种挑战，比如我方在掌握了一名双重间谍后，很可能他又被派出他的特务机构发现是在为我们提供情报，对方可能会将其控制，向其向我方提供假情报，成为所谓的“三重间谍”，而我方欲不被敌人用这种方法耍弄，就要时不时地用各种方法检验工作对象提供的情报，将其与从其他渠道获得的情报相比较，看看是否相符，或我方故意向其提供假情报，看看敌方会不会因我方的假情报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样就会知道工作对象是不是同时向敌方提供我方告诉他是要保密的东西。更有甚者，有的国家的情报人员假装投诚，借机打入敌方情报机关，向我方提供情报，前一段刚看过的韩国影片《双重间谍》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北朝鲜的特工人员就是通过假叛逃打入韩国情报机关内部的。虽然这是电影，但现实中也发生过，冷战时期就有苏联特工假叛逃，实则借机向美方提供假情报的例子。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反间谍工作就象是在下一盘象棋，双方无时无刻不在斗智斗勇。而且现在我也开始明白，我们目前所从事的反间谍工作实际上只是一种被动的反间谍工作，即在敌方间谍进入我国境内后，我们才采取措施对其实施侦察。主动的反间谍工作则是通过主动搜集针对敌情报机关的情报，先发制人地挫败其对我方的间谍图谋，这种工作多数是在国外进行的，从事这种工作的一般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反间谍机关，而是由对外情报机关来进行这种进攻性的反间谍工作的。以美国为例：中央情报局是美国主要的对外情报机关，联邦调查局是主要的反间谍机关。但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工作一般只限于在美国境内，在美国境外的反间谍工作则由中央情报局行动部的反谍部门来执行，曾令世界震惊的中央情报局“鼹鼠“阿姆斯就曾任中情局反谍部门前苏联东欧部的主管官员。如果这样一个部门被对方渗透了的话，对方的行动将永远先你一步，由此可见这种进攻性反谍工作的重要性了。
  在执行完APEC任务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处里处理日常事务，工作也很繁琐，但好在这些繁文缛节的内容是我最感兴趣的，所以我也就不感到枯燥了。我总是认真地研读前方发回的每一份电报，使自己了解各个领域内发生的案件，同时在日常工作中积极主动，很快就得到了领导们的赞赏。在闲着没事的时候，我就跟负责调研的老同志学习写一些敌情调研。我们的工作原则就是“保已知彼“，“保已”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在这个前提再去从事更重要的“知彼”工作，而调研在“知彼”方面则是很重要的一环，但具体的工作方法我就不能在这里透露了。
  那段时间里，我在机关也正赶上当时的总理来我们这里视察，他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还特地说了一句：“很想把你们为国家做的事跟人民说一说，但不行呀，一说就违犯纪律了。”听到这话，大家都笑了，同时也感到无比的欣慰。